顯然，養老制度改革的成本誰來買單，如何公平分擔，是延遲退休的前提。畢竟，改革的成本不能總是落在一部分人群的頭上。

　　1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國務院關于統籌推進城鄉社保體系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蘇曉云委員建議盡快推遲企業員工退休年齡，以解決企業員工退休金缺口問題，男性提高到65歲，女性提高到60歲。他說，“從身體狀況和平均壽命來看，60多歲、70歲看起來就像50多歲的人，身體還很好。”

　　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某門戶網站上，50萬以上的網友評論，反映了公眾對延遲退休年齡的強烈關注和巨大爭議。實事求是地講，對一個正在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程度會持續加深的國度而言，延遲退休可能是最終不得不面臨的選擇。國務院副總理馬凱23日在報告中也表示，將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改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撫養比。問題在于，誰來承擔延遲退休的改革成本？

　　延遲退休年齡不是孤立的改革，它只是整個養老制度改革的一部分。養老制度改革牽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也意味著改革成本的分配和調整。在那些對延遲退休年齡存在不同看法的人們看來，這樣的舉措不管是從利益還是從改革成本的重新分配和調整看，都有失公平。而他們正是承擔了更多利益損失和更大改革成本的那一部分人群。

　　在現有雙軌制的養老制度下，機關事業單位被普遍認為是既得利益群體。比如，公務員不用繳納養老金卻能享受到80%甚至90%的養老金替代率，退休金約為在職工資的八九成，企業職工一直繳納養老金，養老金平均卻只有在職時總收入的約4成。而另一方面，延遲退休年齡，又被認為是部分機關事業人群更樂意而企業職工人群更排斥的選擇，這種前后對比加劇了后者的利益剝奪感和相對不公平。

　　承擔延遲退休最大改革成本的，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數，即曾經長時期被排斥在社保和養老體系之外的人群，包括當年的下崗工和農民工。他們在上一輪，已經為改革作出了犧牲；他們在勞動力最為充裕的人口紅利時代，做辛苦的工作，拿低廉的工資。如今好不容易熬到頭，卻有可能面臨延遲退休，扁擔打滑兩頭空。

　　對年輕人來說，退休的問題可能還很遙遠。但是不要忘記，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上述人群（從企業職工到下崗工和農民工）的下一代。延遲退休年齡，不僅是他們未來的損失，還是他們現在和以后的負擔。他們生活在一個社會撫養比逐步提高的年代，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壓力。他們的中產階層夢想本來就已經很脆弱，延遲退休可謂雪上加霜。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他們反對延遲退休的聲音最大。

　　顯然，養老制度改革的成本誰來買單，如何公平分擔，是延遲退休的前提。畢竟，改革的成本不能總是落在一部分人群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