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之一，就是告別高速增長。人口紅利、制度改革紅利和投資這三大增長要素從2008年起開始出現明顯減退的趨勢：勞動人口(15-59歲)絕對數量從2013年開始減少、扶養比從2010年開始上升，人口紅利這一動力開始減弱;國民儲蓄率在2008年達到53%后，開始見頂回落;人口紅利衰退和儲蓄率下降，意味著投資速度也會回落。傳統增長動力的邊際效率開始出現加速下滑的趨勢，必須通過改革向新的增長模式邁進，形勢非常緊迫。

　　新常態的另外兩個特征就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從要素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很多學者認為，產業結構失衡(第二產業比重高、第三產業比重低)，分配結構失衡(積累比重高、消費比重低)和企業結構失衡(國有企業強大、民營中小企業弱小)都與投資傾向過重、投資占比過高有關。因此，要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和增長動力順利轉換，必須要降低投資的比例。

　　但是，目前在認識上有一個誤區，那就是將投資占比與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如果投資占比不下降，依賴要素和投資驅動的模式就無法退出，經濟結構優化的目標就無法實現。事實上，這是對投資的誤解，投資短期內看是需求，但長期看是供給(未來生產能力的供給和消費的供給)。將一定時期的勞動剩余儲蓄起來(而不是完全消費掉)并用于投資，不僅能夠直接增加未來的消費，而且為未來擴大消費和消費升級奠定物質和技術基礎，如加大網絡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為未來消費增長和升級奠定物質基礎。

　　即便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也大多要依附于物化的資本上，并通過投資來檢驗技術的可應用性和未來改進的方向。例如，我國的高鐵技術之所以在國際上稱得上領先，主要基于國內各大城市大規模投資建設，并將在長期運營過程中暴露和發現的問題解決掉，讓高鐵這項技術變得穩定成熟和可以立即推廣。從這個角度看，物質資本的投入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同時要看到，投資是要講究效率的，即當前投資能否轉化為未來的消費、能否為未來消費擴大和升級奠定物質和技術基礎，從而在“投資-消費”的循環中實現技術進步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

　　目前，西方國家的投資率只有15%左右，如此低的投資率之所以能夠滿足消費需求和實現技術進步，一方面在于過去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時期(二戰后-20世紀70年代)，已經通過大規模投資(投資率在80%左右)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就在于其較高的投資效率，這主要源于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讓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被充分潤滑，而發揮市場和民間投資主力軍的作用，又有利于充分激勵技術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投資增長一直在25%左右，投資占比在50%以上，但我國經濟資本存量不足的問題依舊很嚴重。據估計，2010年底我國的資本存量僅為美國的30%，人均資本存量不足美國的8%、僅為韓國的17%。目前，我國人均鐵路擁有量為5.7厘米，在世界100名開外;人均水電裝機容量不到1千瓦，僅為發達國家的1/3，教育投資占GDP的比重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醫療衛生投資占GDP的比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我國投資過剩主要表現在傳統制造業的重復投資，而并非是全社會投資過剩，而且過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投資效率低下，突出表現在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只有美國的1/5。我國未來在教育、醫療健康、環保、地下管網、美麗鄉村、城鎮化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缺口還很大。這些領域的投資不僅存在“欠賬”，而且在未來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其增量需求潛力還很大。而且，我國以高鐵為核心的基建技術之所以能夠在世界立足，就在于大規模的研發并用在投資實踐的檢驗上。未來，基于國內廣闊的投資空間，隨著上述領域投資的增長，我國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上的技術實力將會進一步顯現。

　　而且，上述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有完善基礎社會保障體系的性質，能夠促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及降低消費成本，而城鎮化和消費增長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同時，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提升人力資本的價值，促進我國勞動力素質的提升，特別是外來農民工從產業工人變成技術工人，這是我國技術進步的內生機制。當前，盡管我國原有制度紅利、人口紅利和儲蓄紅利正在減退，但三中全會以來“五位一體”的體制改革已經破冰，以戶籍制度改革和社保全覆蓋為標志的第二次人口紅利即將釋放。在制度和人口紅利潛力仍舊可觀的情況下，再考慮到我國儲蓄率仍高于發達國家，若能夠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激活市場投資效率，再輔之以構建多層次的融資體系，我國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