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內生于全球經濟的結構性變化，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正在發生悄然轉換。
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一方面，從內部看，中國也進入了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下滑17個季度，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時間最長的周期，一些舊的平衡、舊的模式和舊的理念正在被打破，呈現出許多“新常態”。但這種“新常態”絕不僅僅是
“增速放緩”，更意味著“轉型換擋、結構優化、全面提質”。
當前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一是經濟增速回調過程中就業保持穩定。去年中國新增1300萬個就業崗位，遠超1000萬的預定目標，截至今年8月城鎮新增就業已接近1000萬，接近全年目標，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大大增強。
二是企業并未隨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下降出現大范圍虧損，今年上半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1.4%，經濟增長韌性有所提高。
三是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新的變化，比如，在生產領域，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長明顯好于傳統制造業;在消費領域，網購、電子商務等新業態增勢明顯。2013年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達到9.9萬億元，2017年有望超過20萬億規模;在投資領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發展勢頭良好，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投資明顯高于工業平均投資增速。第三產業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今年上半年三產占GDP的比重是46.6%，增速持續快于工業，占GDP比重繼續提高。中國東部沿海許多地區基本完成工業化，需要向后工業化階段邁進，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這些新的結構性變化都在持續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
全球經濟同樣處于深度調整“新常態”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同樣處于“新常態”。全球金融海嘯至今已經過去6年，世界經濟依然處于深刻調整與變革中，雖然各國開始逐步擺脫危機的陰影，但發展之路可謂一波三折，孕育著深層次的重大變化：世界經濟已經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全球正在處于產業結構重構和重組，擺脫舊增長周期的過程之中。
第一，全球經貿發展格局孕育重大變化。當今世界，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和產業鏈把世界各國的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創造出巨大的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一個國家如果游離在價值鏈之外，勢必喪失發展的良機。據統計，世界貨物出口量平均增長速度，1913年至1938年僅為0.7%，1948年至1990年為6%以上，1990年至1997年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紀50年代初僅為5%，70年代初為10%，90年代初達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至2011年世界貨物貿易額平均增長7%，2013年已經達到18.78萬億美元。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對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全球制造”和“全球生產”成為大趨勢。國家競爭優勢已經不再取決于規模和體量，而是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和獲取附加價值的能力。附加值低、成本透支，中國許多行業還存在著“貧困化”增長的現象，“增長留下了，財富流走了”成為中國經濟規模化發展的典型標簽。
此外，全球貿易體系和規則正在重塑，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
將成為是美、歐、日主導全球21世紀“鐵三角”國際經貿游戲的新規則，TPP將主管東半球，TTIP將主管西半球，對于PSA，美歐日也已經啟動談判締約21個成員，中國面臨戰略挑戰。
第二，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孕育重大變化。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治理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是新興經濟體在現有多邊治理機制
(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與話語權有所提升。二是20國集團取代8國集團成為大國經濟政策交流對話與協調的新平臺，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明顯提高。三是發達國家加速推動制定新的國際規則，圍繞利益分配和規則制定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
第三，全球產業技術創新孕育重大變化。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濟危機的暴風驟雨之后，往往會出現技術革命的絢麗彩虹。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技術創新漸趨活躍，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近幾年來，各國紛紛尋找新經濟增長之路，互聯網、物聯網、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點突破和融合互動將推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興起，一個后大規模(post-mass)生產的世界正在來臨。美國政府積極推動
“再工業化”戰略，但美國的
“再工業化”絕不是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在一次工業化基礎上的二次工業化，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如先進制造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環保，信息等新興產業，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
深陷債務泥潭的歐洲也在為提高競爭力做好戰略儲備。歐洲已經深刻意識到，產業結構老化，缺乏創新能力和科技競爭力，生產率低下，未能適時建立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體，是導致“歐洲僵化癥”長期化和歐洲債務危機的結構性根源，需要盡快調整歐洲的經濟增長方式。在這樣的背景下，2011年，“歐盟2020戰略”出臺要求把創新作為首要目標，在10
年內把歐盟建設成“創新型歐盟”。此外，新興經濟體國家，如韓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都紛紛提出了本國的創新發展戰略，“創新”正在成為各國博弈的戰略抓手。
在這樣的全球“新常態”之下，對于一直處于速度追趕的中國而言，經濟發展可不可持續，能不能對其他國家構成真正威脅并不取決于經濟的體量和規模，而是創新所產生的競爭力。中國經濟必須通過改革創新轉換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形成內生性增長機制，必須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推動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全面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