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法治也是生產力，主要基于對“生產力”概念的立體化檢視。“生產力”概念是一個提高人類生產生活水平力量的綜合范疇，所以不應僅僅局限于經濟發展中“數量增長”這一單一維度，還可以往“結構優化”這一層面進行延伸。
　　●當下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深層次社會問題的凸顯，要求我們賦予“生產力”概念以新的時代內涵，從而回應新的社會需求。
　　●法治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一國或者地區的法治水平往往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性條件。法治是科學技術等各種因素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條件，能夠保障和促進這一生產力轉化鏈條的暢通。法治不斷消解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不利因素，推進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會議議程是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這是首次以“法治”為主要議題的中央全會，充分展現了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的極端重要性。
　　為了進一步揭示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基礎地位，理清依法治國、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社會穩定諸目標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認為，在我國明確提出“法治也是生產力”，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為什么要提出“法治也是生產力”

　　提出“法治也是生產力”，主要是為了深化“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的重大論斷，針對社會現實需求，突破轉型期瓶頸，更大程度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時，這也是從“生產力”的概念內在屬性與法治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基本功能出發，通過實事求是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此外，這一提法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便于人民群眾理解和熟悉，能夠較好地發揮宣傳作用，從而更好地凸顯法治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要性。
　　一方面，提出“法治也是生產力”，是回應社會現實的需要。
　　我國近三十余年來高速經濟增長，成就斐然，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結果；但與此同時，經濟的高速增長在持續一段時期后進入瓶頸期，也積累了一些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擴大、貪污腐敗、“四風”現象盛行，等等。如果坐視這些社會問題發展下去，甚至愈演愈烈，就可能會削弱公眾的信心，最終會直接或間接地制約生產力的發展。舉例言之，“三公經費”的居高不下，就會讓這部分虛耗的財政資金“退出”其本來應該投向的生產領域，并且讓企業等市場主體不得不負擔額外的“人情”成本，長期來看，勢必會影響整個市場環境和氛圍。
　　科學技術確實能在“增量”層面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但是僅此尚顯不夠，還需要從“存量”層面解放思想、勇于創新，避免生產力的無序“內耗”。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針對當時科技不發達、生產工具落后的急迫需求，這是高瞻遠矚、直中要害的重大論斷。今天，我們提出“法治也是生產力”，同樣是出于當前發展階段的緊迫需要，是具有深刻的現實基礎和現實意義的。
　　另一方面，提出“法治也是生產力”，契合“生產力”概念的內在屬性，是其社會性與時代性的充分體現。
　　對“生產力”的概念應該做完整的理解：生產力(productive　force)是一種務實的、看得見的、具有推動性的力量(force)，而非狹義理解上的能力(capacity)。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只要能夠促進和提高人類生產活動水平、幫助人類解決實際生活基本矛盾的力量，都應該納入生產力的范疇。我們提倡法治也是生產力，主要基于對“生產力”概念的立體化檢視。“生產力”概念是一個提高人類生產生活水平力量的綜合范疇，所以不應僅僅局限于經濟發展中“數量增長”這一單一維度，還可以往“結構優化”這一層面進行延伸。換言之，如果將生產看作一條奔涌的洪流，則生產力的作用空間不僅在于增量，也在于存量。法治是生產力，既作用于前者，更重要的，是成為后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鄧小平同志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文開篇指出：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生產力”概念，從其提出到發展、完善，都彰顯出非常鮮明的社會屬性與時代屬性，生產力理論對我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的成就功不可沒的最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其將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精髓——實事求是完美地結合起來。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后，圍繞著改革開放過程中市場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的理論困境，“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提法掃清了發展中的認識誤區和觀念障礙，為我國經濟騰飛奠定了重要基礎。而在當下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深層次社會問題的凸顯，要求我們賦予“生產力”概念以新的時代內涵，從而回應新的社會需求。“法治也是生產力”的提出，即為此而生。這一論述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以及其他關于生產力的論述相輔相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的一種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

　　法治在何種意義上成為“生產力”

　　首先，法治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一國或者地區的法治水平往往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性條件。
　　在經濟發展和格局多元化的現代“陌生人社會”中，市場的有效、持續、順暢運轉離不開政府監管，而監管應當以法治方式進行。特別是在食品藥品、精密儀器和重大投資領域，消費者和投資者看重的并不是生產水平和效率，更在意的是投資的軟環境——質量是否有保障、政策優惠是不是長期穩定等等。完善、成熟的法治體系是這一類人員的首選。我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增長，勢必要通過優化和強化法治在生產力增量上的作用來實現。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復雜化，金融業、信息業、服務業等不以物質為載體的經濟模式也方興未艾。這種經濟類型相較傳統商品交易，更加看重制度的監督和約束，甚至可以認為，沒有嚴格的制度環境，這種經濟模式根本不可能發展。因而法治也是生產力，其實是開放了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為經濟發展現代化做好支撐。
　　其次，法治是科學技術等各種因素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條件，能夠保障和促進這一生產力轉化鏈條的暢通。
　　隨著時代的發展，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社會關系越來越難以割裂，換言之，政治和社會等領域的和諧、穩定也成為一種持續的、間接的力量，無時無刻不作用于每一個人的生產生活。而法治是整個政治、社會關系調整中的主心骨、穩定器。換言之，是這一持續的、間接的生產力的源頭。一方面，在法治條件下，對民主、和諧的導向構成了人的生產激勵。同時，由法治監督和約束的公共服務提供在教育、醫療等領域回應了社會的需求，促進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進一步發展和穩定了社會關系；另一方面，生產力所依托的生產生活過程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多樣化的。立法、聽證、投票，這些政治和社會行為在現代社會，也成為生產的重要環節。通過民主的程序，讓不同的利益在一個公平的平臺中預先進行博弈和交織，最終制定一個能夠均衡各方的合理方案，可以避免在制度實施后不同利益相關方對立產生的長時間內耗，也可以在交流和溝通中產生新的合作方式，尋找新的解決方案，減少在非法治環境下可能存在的摩擦成本。總之，在這些領域，法治的生產力就是一種對成本的減少和對新生產力的挖掘，其主要作用于生產力存量的調整而非直接造成增量。
　　最后，法治不斷消解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不利因素，推進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一系列問題累積起來，影響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解決得好壞，直接影響到國家治理的成敗得失。運用法治手段解決前述問題，由于規則的穩定性、普遍性和可預期性，能更好地將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納入法治軌道之中，在更有效解決問題的同時，降低可能給社會帶來的短期陣痛。比如當下正在推進的“公車改革”、“反腐敗”等改革，不單需要一時的“重拳”來治標，最終還要依靠法治方式來鞏固和保障，成效方得彰顯。這些社會問題一旦得到解決，無疑會極大地解放社會生產力。

　　法治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路徑

　　法治推動生產力發展，是一個系統性工程，不僅僅止于推動司法改革這一個層面，還及于更廣泛、更深刻的維度。具體來說：
　　第一，堅持以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在眾多涉及人民基本權利和權力結構的領域，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要成為最高和最主要的指導依據。這包括兩個層面的要求，一是已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二是得到普遍服從的法是良法。為達此目的，立法過程的民主性和科學性要得到更有效地保障。
　　第二，推進多元治理模式。
　　立法主導是從結構層面、靜態維度界定作為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法治，而健全的多元治理模式則從運行層面、動態維度去降低守法成本、減少制度的內耗“熵”值。法律運行不僅是執法部門的責任和職務，更是法治體系下不同的公民、群體、組織的共同使命。一方面，潛移默化的法治氛圍為法治的普及清除不必要的障礙，減少守法成本，提高法律的認同度。另一方面，制度的理性能有效規避個體認知的脆弱性和短時性，在整體社會環境中實現科學精神的彰顯。
　　第三，做好權力的制度性監督。
　　國家權力較之個人勞動力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更大的作用，但決策機制和決策集團內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強大的國家權力之于生產力發展而言是一把“雙刃劍”。正因為如此，才需要用法治的內在理性界定、確定權力運行的場域和規則，促其迸發出更加強大的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