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有望在7%以上的區間運行相當長的時期。
中國現階段在城鎮化和老齡化等演進特征面前，潛力、活力的釋放空間仍然清晰可見。比如中國的基礎設施，在前面若干輪的建設、升級換代、改造之后，現在還面臨著迫在眉睫的、進一步升級換代的要求。
在財政“結構性減稅”的事項上特別強調和實施了對于中小微企業的減稅支持，這既有利于鼓勵“草根”創業和民間資本釋放潛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業、改善民生，雪中送炭。
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時首次提出“新常態”這一概念，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新常態”一詞屢屢見諸各大媒體。日前，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舉辦的“新供給2049戰略圓桌論壇”上就他所理解的新常態進行了解讀。
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探底的過程，這個過程應與改革攻堅克難相結合，如果宏觀調控能夠和改革形成良性互動，中國經濟完全可以保持長期7%以上的經濟增長。他預測，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將再次出現“前低后高”，全年7.5%以上將是大概率事件。
新常態經濟運行區間將長時間保持在7%以上
賈康認為，習總書記明確表示“新常態”，其內涵的基本判斷是，我們面臨經濟運行狀態的一個階段性改變，即從原來的狀態需要轉變到一種新的相對穩定的常態上。
“我的理解，首先它對應的是學術界相關方面已經共同討論了一段時間的問題——中國潛在增長率很明顯要下一個臺階。總結三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我國年均GDP、人口指標代表的經濟運行態勢是9.8%左右，接近兩位數，而現在一般認為不可能再維持了，可能要降到另外一個區間。”賈康說。
當前，對于未來中國經濟運行區間并沒有一個基本共識。一些學者認為，如果處理得好，把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基本做到位的話，中國還有望實現20年8%左右的增長潛力；另外一些學者則強烈表示不認同，認為現在7.5%的狀態還要繼續往下走，繼續跌到7%以下，甚至有人說再過幾年可能只能在5%—6%這個區間狀態。
對此，賈康認為，關于這個區間的具體量值，這幾年宏觀調控當局設定的年度值為7.5%和7.5%左右，應該就是大致對應著一個現在管理部門的判斷，也是今年有望實現的一個狀態。
賈康表示，可以把“新常態”概念下的當下表現認為是要完成一個以增長速度為代表的運行態勢的探底過程。在這個探底過程中面臨的現實狀態已經有“三期疊加”的說法。矛盾凸顯期、經濟運行的換擋期和前段擴張效應的消化期都是不可否定的。在這幾期疊加上，更應該關心的是加上一個“改革攻堅克難的推進期”。
“要把這個探底過程處理得盡可能符合把過去的狀態銜接到相對穩定的新常態上，能夠選擇的最關鍵變量就是制度供給變量。當然，這要伴隨著中國打造經濟‘升級版’的種種努力，落到穩增長、惠民生、調結構、促改革”上。
賈康認為，其中，“促改革”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可選擇的、要把文章做足的變量。
“如果把‘促改革’處理好，新常態演變過程的宏觀調控能夠和‘改革進行時’形成良性互動，現在7.5%左右增長區間可能還有一個完成探底的過程，但它應該能夠相對順利的‘趨穩’，趨穩以后再結合以上各種上行因素來對沖下行因素，完成一個‘蓄勢’的過程——‘趨穩’、‘蓄勢’之后，我們追求的是長期的次高增長速度。”
對于這個次高增長速度，賈康表示，雖然現在并沒有研究者可以得到一個很精確的、取得共識的判斷，但是有望在7%以上的區間運行相當長的時期。
他給出了自己做出上述判斷的根據：
中國現階段在城鎮化和老齡化等演進特征面前，潛力、活力的釋放空間仍然清晰可見。比如中國的基礎設施，在前面若干輪的建設、升級換代、改造之后，現在還面臨著迫在眉睫的、進一步升級換代的要求。
“我們可以稍微觀察一下高鐵這幾個月的表現，不光是過去所說的京滬線上‘一票難求’，其他主要線路也是大同小異，包括我前幾天體驗的從山西方向進京，票源高度緊張。這個局部短缺對應的就是我們可能進一步激發的產能利用、增長空間和釋放需求以后由供給回應形成的、支撐經濟相對高速增長的條件。”
賈康建議，未來應抓住這個最值得爭取的前景，通過“趨穩”、“蓄勢”進入長期次高增長速度狀態，把“新常態”和應該調動的“新動力”，還有“新供給”，有機地結合好。
2014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呈現四大亮點
以往，輿論、媒體更愿意批評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哪些地方做得不夠”以及“還存在哪些問題”，當前對管理層的批評聲音明顯微弱和減輕，而贊揚和高度評價的聲音占了上風。對此，賈康也認為，客觀地總結今年上半年宏觀調控，至少有四大亮點值得充分肯定。“2014年作為中國全面改革元年，宏觀經濟調控的狀態顯然有為全面改革的展開提供配套條件的特殊意義。”
首先，是一以貫之地體現了讓市場充分起作用，加快增長方式轉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調控理念。
“年初，經濟運行一度出現明顯的下行壓力，調控當局的舉措也備受關注。上半年過去之后，我們已經看到龍頭指標GDP一季度增長7.4%，二季度又在明顯企穩的同時略有回升，達到7.5%。這使上半年的經濟增速保持在7.4%以上，再結合PMI等先行指標的動態，還有一系列經濟指標的綜合分析，預計下半年中國經濟運行將重演前兩年‘前低后高’的軌跡，全年經濟增速達到7.5%以上，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雖然政府年初制訂的經濟增長指標是7.5%左右，但據賈康觀察，現在管理部門其實最理想的情況是不低于7.5%，“現在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下半年有望在上半年7.4%的基礎上再往上加一些增長的亮色。如果全年經濟增速7.5%左右這樣一個引導性預期值能再次實現，其正面效應將日益顯現，不但穩定市場預期，還能夠回應現在矛盾凸顯過程中動不動就會出現的‘中國經濟崩潰’的過度悲觀論調，起到消解這種悲觀論調的作用。”
賈康指出，雖然年初經濟下行壓力比較明顯、市場比較悲觀，甚至有新的一輪“中國經濟崩潰”論調抬頭，管理部門仍然堅持了只要中國經濟運行仍處在可接受的區間之內，政府絕不啟動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這再一次清晰地表明使市場充分起作用的空間是我們特別看重的，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擠壓、排擠落后、過剩產能，促使產業、企業、產品在升級換代軌道上持續運行的有效壓力、動力機制。這一點表明，我們的調控當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匹配的調控哲理，在復雜局面和壓力時段中表現出穩固的邏輯和堅強的定力。”
第二，維持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不變的同時，宏觀調控貫徹了“相機抉擇”的原則，實施了所謂的“微刺激”，有效推進了“穩增長”，并且提振了市場信心。
“宏觀運行狀態的區間掌握和相機抉擇原則并不矛盾。可以這么解讀，調控當局認為無需對財政、貨幣兩大宏觀政策積極和穩健搭配的基本框架，在各自并沒做出什么大調整的同時來做大調整，但同時又審時度勢、靈活運用了經濟調控中‘相機抉擇’的原則，表現在政府投資安排、財政支出重點和支出進度、貨幣政策力度和定向寬松及房地產、市場分化演變中因地制宜地淡出限購等權宜之計等一系列方面做出了必要的‘穩增長’舉措。”
輿論界稱為“微刺激”、“弱刺激”，無論怎么說，動作雖然“微”或者比較“弱”，但是總體而言，體現了有理、有力、有節，效果已經有比較好的顯現，市場氛圍有所改善，也體現了我們現階段對宏觀調控藝術水平的把握。
第三，鮮明運用“供給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注重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強調結構優化，兼顧一般。
在今年所謂“微刺激”的投資事項上，適當地對高鐵、棚戶區改造、保障房建設、農村水利設施項目做出重點支持，“既能對經濟運行產生適當的景氣提升作用，又能在改善民生、提升城鄉基礎設施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等方面形成綜合效應。”
在財政“結構性減稅”的事項上特別強調和實施了對于中小微企業的減稅支持，這既有利于鼓勵“草根”創業和民間資本釋放潛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業、改善民生，雪中送炭。
在貨幣政策幾輪適當掌握的定向降準中加入了一些中國特色，把“存款準備金”這樣一個總量調節型的政策工具加以結構化的運用，強調支持“三農”、小微企業等弱勢領域，也包括保障房建設等與結構和民生有直接聯系的事項，這些都是中國宏觀調控有效供給機制和“需求管理”相結合得到的比較好的發揮。
第四，在宏觀調控中可以看到，與深化改革有機結合的有力措施在力求將短期和中長期的目標銜接好。
在調控中，政府的態度是堅定地實施減少行政審批、簡化企業工商注冊程序、壓縮政府“三公”經費等行政成本、拓展“營改增”的行業覆蓋面、推進反腐廉政建設、進行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等一系列改革舉措，并且還包括即將在下半年正式展開的財稅配套改革——這是全面改革非常重要的重頭戲，還有多年來大家都意識到勢在必行，但遲遲沒能動作，而今年終于動作的公車制度改革，等等。
賈康認為，上半年調控對下半年很多很明顯的攻堅克難的改革事項做了比較好的鋪墊，體現了宏觀調控中把短期狀態的掌握和中長期配套改革過程銜接起來予以調控與改革的一種全局協調和長遠追求。
“我們感覺在今后幾年，這種‘進行時’的改革將是決定我們能不能如愿地在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基礎上一直連通到‘中國夢’的決定命運、創造歷史的時段。”
賈康認為，在上半年宏觀調控取得比較好成效的基礎上，下半年宏觀調控應該繼續體現它已經形成的一些亮點和特色，但是隨著各項改革任務的展開，全局協調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也可能上升。
他說，任何一項改革到具體往下貫徹的過程中，往往稱得上是“千難萬難”，“比如公車改革，現在到實際工作崗位問一問，大家有很多困惑，對于一兩年內能不能按照中央部署在地方全面落實，現在內部討論也有一些并不明確的解決方案上的問題。”
賈康指出，首先要肯定的是能夠把改革的目標和方針明確推出來，后面大家應該更多地形成正能量，合力來化解這種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我們如果提出建議的話，應該提醒有關部門特別重視把‘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有效結合取得的中國特色的初步經驗，更加注重供給端發力的成功經驗，進一步跟蹤國民經濟運行的動態，并且前瞻性地考慮政策儲備和項目儲備，在全面改革深化推進過程中使宏觀調控更好地體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趨向和‘促改革、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功能及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