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政府定向調控的著力點轉向了推動落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各項措施，促進經濟持續平穩發展。不過，筆者認為，下半年，推動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還是應當倚重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融資成本偏高，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之一。融資成本的高低，直接表現為利率的變化，從深層次看，它是總量和結構性因素在資金價格層面的反映。從2014年以來的實際運行情況看，貸款利率和企業債券利率有所下行，整體融資成本較上年末穩中略降，但部分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不易、成本較高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卻更加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同時，貨幣信貸總量卻仍保持了較快增長。2014年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為10.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4146億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人民幣貸款增加5.74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6590億元。6月末，M2余額120.96萬億元，同比增長14.7%，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去年末高1.3個和1.1個百分點。而且M2同比增速已超出二季度GDP名義增速達5.7個百分點，流動性總體充裕，資金整體寬松。由此看來，經濟中存在著的影響資金供求平衡的結構性問題導致了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具體來看，影響資金供求平衡的結構性因素有如下幾點：

　　一是企業債務率較高，債務負擔與融資需求相互推動。近幾年來，我國整體債務率尤其是非金融企業債務上升較快，由于前期杠桿率較高和融資較多，會產生持續的融資需求并可能推高利率水平。二是“財務軟約束”拉高了融資利率。一些部門對資金價格不敏感，部分低效率企業占用大量信貸資源，擠占了其他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機會。而正因為有這些高承受力需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銀行及理財產品、互聯網金融等創新業務有能力向客戶支付高息，導致銀行負債端成本提升。三是股本融資發展不足，企業對債務融資依賴較高。金融危機之前的幾年，企業股本融資相對較多，企業債務率總體是下降的。但近年來股本融資萎縮，2013年企業境內股票市場融資僅為2219億元，企業對債務融資尤其是銀行貸款的依賴明顯上升。四是部分地區金融供給和競爭不足，社會信用基礎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也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五是銀行非標資產業務的迅猛發展，銀行理財和同業業務不規范發展，導致資金空轉，并不斷提高資金價格。銀行在嘗到了從事非標業務短期內就可以獲得暴利的甜頭后，就會千方百計將資金騰挪用來做非標業務，而對于那些所謂信用度低、風險大、收益小甚至可能會出現虧本的實體經濟就無暇顧及了。

　　由此可見，“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成因非常復雜，既有宏觀經濟因素又有微觀運行問題，既有實體經濟因素又有金融問題，但主要還是金融體制機制的問題。所以，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的“新金十條”就完善金融支持、多措并舉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進行了部署。而日前召開的央行分支行行長座談會提出的下半年要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措施都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為有效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奠定了金融體制方面的基礎。例如，央行對國開行進行補充抵押貸款(PSL，中央銀行以抵押方式向商業銀行發放貸款)定向操作。為了定向支持棚改領域，可以以國開行已有的相關貸款存量作為抵押，未來國開行只有繼續增加對這一方向的貸款才能獲得新的PSL增量。這是將央行投放流動性操作與銀行貸款行為相聯系的拓展貨幣政策工具的有益嘗試，可以引導開發性金融機構降低融資成本。再比如，5月中旬“一行三會一局”發布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銀發[2014]127號文，下半年將進入落實情況的嚴密監督檢查期。而“關偏門、開正門、強管理”旨在對同業存款、同業代付、買入返售(賣出回購)和同業投資等業務的規范和限制。而且要控制場外業務、發展場內業務。在負債端鼓勵發展同業存單業務以及針對企業和個人發行的大額可轉讓存單業務;資產端大力支持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推動非標債權向標準化債權轉變。還要明確分類管理的總體要求，分門別類地規范同業業務種類、會計核算和業務操作。又比如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促進社會融資的多元化，也為金融機構增加小微企業貸款留出更大的空間，提高小微企業信貸的可獲得性。加之存款保險制度、金融市場退出機制等配套條件的改革和完善，都能為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