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三（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引用小說家阿瑟·黑利《錢商》里的故事時說：“作為一家商業銀行，大生意要做，小生意也要做，這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有些銀行只做大生意，對成長期的中小企業，不肯給一點陽光雨露，但對大企業，明明人家不需要‘雨傘’，卻還一直送上。這樣的經營方式，最后肯定發展不起來!”他因此希望“商業銀行要想辦法為小微企業、特別是新創業的科技型小微企業服務”。總理的講話揭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我國目前以商業銀行為主的間接金融格局事實上無法滿足中小企業日益高漲的對信貸資源的需求。

　　一般中小企業和私有企業難以“染指”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資源，早已不是新聞。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更愿意把信貸資源向大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企業傾斜的態度，正是造成我國最近一個經濟周期中大量中小企業面臨不斷推高的資金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當大量中小企業的正當資金需求無法通過商業銀行的信貸渠道得到滿足的時候，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就會受到抑制，遂使實體經濟承擔下行的壓力，風險溢價上升，而這又使商業銀行出于風險厭惡的原因，更加“惜貸”，由此造成經濟“通縮”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為了生存發展，中小企業只能訴諸所謂的“影子銀行”體系去獲得資金，所付出的代價則是不斷攀升的資金成本。正如李克強總理在會議上所指出“有些地方的企業反映，融資鏈條過長、收費過多，增加了融資成本。還有的企業，從小額貸款公司拿到12%的年利率，都覺得‘很不容易’，因為錢從銀行出來的成本就很高。” 這正是中國商業銀行主導的資金分配體系的“吊詭”之處：資金還是商業銀行的那些資金，只不過從商業銀行體系到“影子銀行”體系流動了一下，產生的回報率差異卻判若云泥。這種情況給實體經濟帶來沉重負擔和壓力的同時，卻給資金的中間環節帶來了豐厚的利潤。正是這種扭曲的資金格局和非市場化的資金分配模式，導致了中國實體經濟和商業銀行企業兩種截然不同的境遇。中國商業銀行“躺著就把錢掙了”的優渥狀態，與中小企業苦苦掙扎求生存的境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改變這種扭曲的非市場化的金融格局需要全方位的手段和措施，其中最為大家所期待的也就是放開金融行業的壟斷，希望引入競爭對手進入這個行業，產生所謂的“鯰魚效應”，改善行業競爭性。而被大家給予厚望的“鯰魚”就是民營銀行。 從去年7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到近日銀監會正式批準深圳前海微眾、溫州民商、天津金城三家民營銀行的籌建申請，醞釀已久的民營銀行終于要破土了。不過，對于民營銀行，我們要有清醒的全面認識，不能一廂情愿地對之抱有充滿玫瑰色的幻想。固然，在商業銀行引入競爭，理論上有可能 “打破金融壟斷、讓競爭出效率”，只是“發揮地緣優勢、支農支小”的民營銀行能否實現這些政策初衷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之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管理層對于設立民營銀行顧慮重重，一個最為主要的原因就是民營銀行可能帶來的宏觀風險因素。由于我國至今沒有商業銀行的存款保險制度，商業銀行實際上享受的是政府的隱性全額擔保。普通儲戶對于存款的風險認識不足，民營銀行運行后，能否真的做到有效的風控，不產生系統性的道德風險問題，依然是一個存疑的問題。

　　還有，民營銀行盡管說是民間資本出資成立，但其市場定位依然是盈利性的商業銀行。如果現有的金融格局沒有根本性變化，恐怕民營銀行的出現并不會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的解決有根本性幫助。一個獨立的，自負盈虧的商業主體的思考模式，必然是在一定風險范圍內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我們不應把宏觀經濟的考量目標壓在民營銀行這一微觀經濟主體身上，民營銀行并非天生就是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困難的商業主體。商業性銀行永遠無法承擔政策性銀行的職能，不明白這一點，這種“不可承受之重”會給民營銀行戴上沉重的“桎梏”，這有悖于金融改革的本質精神。

　　最后，要注意當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融合之后，有可能帶來的利益輸送問題。日本和韓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經驗教訓非常清楚地表明，由產業資本控制的銀行，會對資金的市場結構形成新的扭曲。作為銀行的大股東的產業資本，有意愿，也有能力，動用銀行的資源優先滿足自身公司發展的需要，而罔顧具體的項目和實際收益率。日本和韓國由此形成了大量“僵尸”型的企業，他們不斷從產業資本控制的銀行中“吸血”般地獲取寶貴的信貸資源，最終讓整個經濟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日韓的前車之鑒我們理應牢牢記取，民營銀行的運行應配合其余配套的金融改革措施來推動，而不能一騎絕塵，孤軍突擊。破除金融行業的壟斷誠然是我國金融改革深化的重要一環，但也該充分意識其所伴隨的風險，要與其他的改革步驟相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