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中國現實中，民間自下而上的力量早已打破或即將戳破行政上的分割走向融入，越是遠離分界線的地域認同會越強烈。無論是社會(跨行政地域的人口流動和省市戶籍松散管理)還是經濟(企業集團式經營)都已走向區域一體化。區域一體化內容也更為復雜，有交叉，即行政、經濟和社會三維度，也有城市和農村、主城區和郊區、工業區和農業區、富人區和窮人區等等。

　　回顧過往，那些超大、大、中、小城市或是鎮都是被“規劃”或是計劃出來的，市場作用域和力脆弱，決定性因素是政府之手，依靠手段就是“城市用地指標配置”，可以稱其為影響城市發展的“暗物質”，依靠土地運營將城市規劃和建設起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后，我國開啟了以特區、開發區命名的新城建設熱潮，進入21世紀，各級政府又借助車站碼頭機場、大學歸攏、園區為主題規劃新城建設。在同級城市(鎮)競爭中，考核和評估城市政府官員的指標主要是稅收、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和引進外資等四項。后起之秀憑借著后發優勢不斷趕超，由此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并非依賴于人口與經濟集聚內生動力成長起來的城市(鎮)必須有人口來填補，然而，若為達到此目標再一次扭曲人口流向和空間分布，這種殺雞取卵、急于求成的人口城鎮化和城市化是不可取的。

　　我國農村之大之復雜遠超想象，經度一度之差把一個行政區域一分為二，緯度一分之差就可能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式。可事實上，拋開行政區劃及管轄，從人口、社會和經濟等方面來看，地域上相近而行政上不屬于同市的鎮早已實現了“同城”，典型例證是太倉市瀏河鎮、昆山市花橋鎮與上海的關系。在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同樣有眾多這樣的例證。上海市“有鎮無鄉”早被熟悉，僅從人口和經濟兩個指標來看，在環繞上海的城市群中，第二個“大上海”已經出現。蘇州已成江蘇省第一大城，人口凈流入僅次于上海和深圳;南通是凈流出地級市，流動人口數量已“穩定”在年均30萬左右。如果考慮到鹽城的特殊情況，由于大豐是上海“飛地”，將其分開分別加入上海和環上海城市群兩者依然接近。

　　近年來，無錫、蘇州、南通和嘉興4個環上海城市的快速成長，雖有分屬不同省市地域管轄的競爭約束，這個區域的城市更多是合作而非競爭。相伴出現的百強縣鎮可以作為城鎮化的最好說理緣由。從外來常住人口占有比重數據看，蘇州儼然已成中國“第二大移民城市”。在江蘇，素有“魚米之鄉”的主要城市大米生產供給和消費總量失衡已是現實，這也能理解為什么在上海、蘇州土地利用結構中有“永久耕地”的深層次原因。在大城市郊區，休閑農業打上“人家”、“農家樂”、“農莊”、“生態村”等標簽，昭示城市人體驗和享受農村生活與環境。城鄉聯動的具體形式，可以視為城市反哺農村的一種方式。中西部內陸地區城市化發展證據則是重慶、成都、西安和鄭州等省會城市人口和經濟的快速膨脹。這是立論“東部沿海城鎮化”的堅實證據。

　　城市集聚到一定程度，超大城市必然會向外擴張，連成片的鎮構成燈火通明的衛星城。產業興城戰略需要謹防空心化，制造業空間轉移不僅僅是土地級差地租和地價上升起決定性作用，更多受制于勞動力供給約束。在農業布局和糧食生產方面，從戰略安全與經濟安全，社會性和經濟性，人口與經濟空間布局等多重維度審視山東、河南、黑龍江、江蘇和上海等省市的功能布局或許能夠為中國全局考量提供決策依據。筆者因此以為，僅從資源優化配置、經濟效率提升和規模經濟效應發揮等角度考釋，為謀求帕累托改進走西部城市化和東部城鎮化至少是最不壞的發展道路選擇。

　　著眼于未來，依托人口市民化實現社會與經濟聯動、平衡發展目標，各項政策措施的設計、落實更需要有大局意識。這要求實現東、中、西聯動的城市化，重塑城市成長與發展認識。筆者認為，立足當下，承認發展的路徑依賴和時間先后順序存在性，破題中國發展之路的精確表達，應當是優先發展(發達)地區借勢城鎮化實現城鄉融合，在中西部內陸后發地區選擇城市化完成人口和經濟的地域集中的過程中，更需清醒地認識由于勞動力和資本流動構設的障礙，內陸地區很難復制東部地區優先發展之路。我國不同地域、不同行政層級、不同規模的城市已經或正經歷與農民爭奪土地的擴張過程之后，必將步入爭奪人口的城市化和城鎮化，此時謀劃因地制宜的發展道路選擇尤為緊迫。城市化、城鎮化以及城市發展相關研究，需強化對城鎮化的風險評估，東部超大城市和城市群足以支撐城鎮化進程，而西部得益于土地指標配置好處遲遲未走完城市化道路。城鎮化的社會的、經濟的、生態等各方面的危機無處不在，切忌簡單套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城市、農村和城市化發展，或偷換概念，急速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產業空間布局、發展形態和居民空間分布，應盡最大努力爭取引導發展和變遷趨向于對大多數人都有利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