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過后，正在出現新的階段性特征，而這些特征的重要性，并未被充分認知。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已由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全球正在處于產業結構重構和重組的過程之中。從內部看，中國也進入了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一些舊的平衡、舊的模式和舊的理念正在被打破，呈現出許多“新常態”。
這種“新常態”首先表現為經濟增速放緩上。其實，高增長之后的“換擋”是一種必然趨勢。根據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統計，二戰后連續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長的經濟體只有不到十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是小國，而其余經濟體在經歷過20年的發展后均開始減速，并且有些國家甚至出現了大幅減速。所以，中國經濟當前的增速放緩至7.5%左右既是客觀的，也是合理的。
“新常態”也體現在增長與就業的關系上。過去有些觀點認為，中國GDP至少要保持8%以上的增速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但這種規律正在發生改變。以2013年數據為例，中國GDP增速同比回落了一個百分點，但城鎮就業增長仍比2011年多了將近100萬。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就業現狀遠超于先前制定的目標。去年中國新增了1300萬個就業崗位，遠超1000萬的目標。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長下滑至7.4%，就業趨勢仍在保持平穩。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國服務業的不斷增長創造力更多的就業。去年服務業較之第二產業為產出增長做出了更多的貢獻，這是近五十年來的第一次，所以許許多多的
“新常態”正不斷地在我們的身邊發生。
當然，中國經濟未來可能會面臨諸多的不確定性，但有一些事情是注定必然會發生的。第一個必然要發生的是人力資源素質和結構的重大變化。世界經濟發展歷史表明，一個國家過去成功的經濟增長，并不能為未來的經濟增長成功買下保險。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有一部分原因是來自于豐裕而廉價的勞動力，但人口老齡化等人口結構的變化讓這種優勢并不可持續。因此，中國要不斷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方面的改革，為人力資本可持續發展掃除制度障礙，促進人力資本形成轉化為經濟可持續的增長。
第二個必然發生的是供求結構將出現重大變化。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的30多個年頭里，完成了兩次歷史性轉變。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于1998年完成了從低收入窮國到下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2010年又一次實現了從下中等收入國家到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早已成功解決了住房、交通、能源、資金等供給不足的
“瓶頸”，但舊“瓶頸”剛突破新“瓶頸”又出現了。隨著中國富裕階層收入的增長以及資本存量的增長，未來五年中國將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將造就64萬億購買力的目標，他們對于物質生活的改善有著非常強烈的愿望，這將明顯提升對服務業的需求，尤其是與個人金融需求關聯的行業，與體驗式消費關聯的行業，與養老醫療健康需求關聯的行業。中國將可能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市場。有數據表明，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醫療器械市場、最大的食品消費市場、甚至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市場，面對這么一個正在崛起和蓬勃發展的大市場，“誰丟掉中國，誰就丟掉了最大的機會”。
第三個是改革開放將進一步擴大。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當下，中國改革還沒有走到九十里，我們可能剛剛走完五十里，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遠要高于30年前，因此改革必須繼續向前推進，決不能倒退，特別是中國政府自身的轉型要繼續推進。十八大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加快財政金融資源等領域改革，讓市場真正起主導作用。政府加快推進簡政放權，實施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制度，這既是市場準入方式的變革，更是政府的自我革命。目前已經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今年還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涉及3/4的政府部門。同時，中國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和自貿區戰略，放寬外商投資準入，推進服務領域的投資自由化，將外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將外商投資企業合同章程審批改為備案管理，吸引更多的國外高級生產要素，加大對中國的投資，構建中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第四，增長將轉向創新驅動。全球以3D打印、大數據技術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興起，中國也不能袖手旁觀。近些年，中國不斷加大創新投入，研發支出占全球比重從2000年的2.2%上升至2011年的14.5%，未來我們還將繼續加大研發、人力資本等“軟投資”，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培育加快建立高效、現代的國家創新體系，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之中，獲得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