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5年是我國走向法治市場經濟的關鍵時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重在建立法治市場經濟。總的判斷是，當前以放權為重點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取得重要突破，但是市場監管改革尚未實質性破題。這就需要在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同時，加快實現市場監管由行政為主向法治為主的轉型，強化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監管。
當前，消費市場環境與消費需求釋放不相適應的矛盾比較突出。到2020年，我國的消費總規模有可能達到45-50萬億元，由此成為支撐7%左右增長的主要因素。適應這個大趨勢，政府市場監管已成為牽動影響增長轉型全局的關鍵因素之一。
把依法監管作為市場監管改革的基本目標
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都是政府對市場秩序的一種管理。目前我國的市場監管仍然保持著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合為一體的突出特征，無論從食品藥品等消費品監管，還是從壟斷行業的監管來看，以行政監管為主的體制不改變，實現市場監管的有效性是相當困難的。這里，有3個問題需要提出來討論：
首先，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不分，是不是市場監管改革面臨的突出矛盾？從現實看，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合為一體的特點比較突出。例如：某些機構既有行政審批權，又有市場監管權。這種“誰審批誰監管”的體制不可避免形成重審批、輕監管的問題。這是“九龍治水、各管一段”的矛盾問題長期難以解決的根源所在。 其次，要不要把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嚴格分開？行政審批是行政機關事前調控的手段，市場監管是對市場經營活動進行約束限制的行為，二者在范圍、程度上有所區別。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的監管主要是事后監管，而不是前置性的審批。對于前置性的審批盡可能越少越好，對于事中、事后的監管則需大大強化。這就需要從政府職能設計上，把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嚴格分開。
最后，走向法治化是不是市場監管改革的目標選擇？事前的審批是政府的行政權力，需要依法界定權力清單；市場監管主要是事后監管，需要依法監管。當前，以行政審批取代監管的矛盾比較突出，有關部門既管審批又管監管，前置性審批過多不僅壓抑市場活力，也無法保證事后監管的有效性。這就需要把推進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的轉型，作為市場監管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并對整個市場監管體制進行重構。
加快推進市場監管由行政為主向法治為主的轉變
作為發展轉型中的大國，發展市場經濟不僅會出現“市場失靈”，還會出現“市場失陷”，這就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把市場監管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未來幾年，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有為政府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推進市場監管由行政為主向法治為主的轉變，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對此，提出以下3點建議：
第一，組建綜合性、權威性的市場監管機構。為什么盡管這些年國家出臺了不少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但執行效果并不好，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審批權與監管權長期不分。近年來，一些地方試驗中開始整合市場監管機構，成立了綜合性的市場監管局，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建議與大部門體制改革統籌考慮，盡快從國家層面，整合監管機構，組建綜合性、權威性的市場監管機構。
第二，調整市場監管權力結構，建立決策和執行嚴格分開的執法監督機構。新組建的綜合性市場監管機構，應當作為執行機構依法設定：一是成立國務院市場監管委員會，整合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等市場監管職能，強化消費市場監管的綜合性、統一性、有效性；二是整合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國家工商總局三家的反壟斷執法權，建立直屬國務院的反壟斷局，增強其反行政壟斷的監督功能；三是從完善“一行三會”協調機制入手完善金融監管，從側重對金融機構本身的監管轉變為更加注重對金融行為的監管，逐步由分業監管過渡到混業監管。
第三，強化市場監管的相關立法。一是研究出臺綜合性的《市場監管法》。確立市場監管機構的法律地位；對市場監管對象違法行為的嚴格制裁、對監管者不當監管的嚴格罰處加以規定；嚴格規范市場監管程序，以法律制約監管權力。二是修改《食品安全法》和《藥品管理法》。實行最嚴格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制度，完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加大違法行為懲處力度，對網購食品藥品等監管空白地帶進行法律規范。三是將反行政壟斷納入《反壟斷法》。建議對國有壟斷行業、城市公用事業、公共服務領域相關行業監管內容進行清理、修改，使這些行業監管體現公平競爭。
形成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社會監管的合力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監管要面對無數個市場主體，如果僅僅靠政府唱“獨角戲”，市場監管的有效性很難保證。這就需要賦予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相應的法律地位，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在行業監管、企業自律中的重要作用，以形成政府與社會在市場監管中的合力。這里，需要重點討論這樣3個問題：
一是行業自律、社會監管是不是嚴重缺失？當前，消費安全問題頻發，不僅反映了政府市場監管職能的缺位，同時也反映了行業自律、行業規范的嚴重缺失。過去我們說“行有行幫、幫有幫規”，主要是指各類商幫在行業自律，約束本行業企業行為，建立市場誠信體系等方面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明清時期就出現以晉商、徽商為代表的十大商幫。但是今天，行業協會、商會等很難在市場誠信體系建設中發揮有效作用。以食品藥品事件頻發為例，行業缺乏底線的“自律”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從現實出發，推進市場監管由行政為主向法治為主的轉型，需要把發展門類齊全的市場中介組織體系作為重大任務。
二是要不要將更多行業管理職能轉交給社會，以強化行業自律、社會監督？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各行各業都形成了數量眾多的中介組織，但這些中介組織大多是行政機構的附屬物，缺乏應有的獨立性，由此使其在維護市場競爭、擴展市場秩序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為此，建議：與政府簡政放權的改革相配套，加快推動現有行業協會的“政會分開”、去行政化，支持各個行業的民營企業在自愿的基礎上聯合建立各類行業協會，以承接政府更大程度下放的行業管理職能，使其在行業自律、社會監督上有職有權。
三是如何規范行業組織法人治理結構？行業組織建立法人治理結構，才能夠確保自身健康發展，才能真正肩負起市場監管的重要職責。為此，建議：盡快修改相關法律，對行業組織的專業性、獨立性、治理框架作出規范，通過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使得行業組織有能力承擔政府下放后的社會職能，形成自己的社會責任擔當。
改革30多年走到今天，市場監管向法治化的轉型確實到了提出和解決的時候了。把市場監管轉型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重大任務，才能夠確保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確保我國消費大市場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