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53期日前召開。50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發表了題為“金融改革與中國經濟轉型”的主題演講。黃益平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在于雙軌制，主要包括計劃與市場的雙軌制、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雙軌制兩方面。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的狀況，雙軌制已經很難持續下去，到了不得不改變的時候。在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雙軌制方面，金融市場的扭曲是最突出的問題，需要通過利率市場化與人民幣國際化加以完善。
金融改革的短板在哪里
我國很多金融資源的配置和價格并不完全由市場決定，金融機構的治理也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中國的銀行更像政策性銀行而不是商業銀行。
黃益平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最突出的兩個特征，第一個特征是過去的增長速度一直非常快。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在結構方面有很多問題，包括失衡的問題、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效率低下的問題、環境污染的問題等等。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一方面看來是非常成功，但是另外一方面看來問題非常大，究竟應該怎么看這個問題？
過去十幾年來，政府一直說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十一五規劃說要改變增長方式，十二五規劃說要改變發展方式，就是怎么樣把增長從原來的強調數量改變為重視質量，使原來粗放的增長變為可持續高質量的增長。黃益平說，這方面的工作實際上過去十幾年一直在做，但是似乎效果不是很好。
中國漸進的改革方法，有的說是摸著石頭過河，總的來說是漸進的，或者有的人把它稱為雙軌制的改革。雙軌制從經濟增長的效果來說是比較有效的，尤其比前蘇聯、東歐的改革方式效果要好，主要體現在沒有造成經濟極大的震蕩方面。雙軌制的核心是把原來計劃內的一塊繼續保持，在計劃外生出一塊市場經濟，并且讓它高速增長。
雙軌制或者漸進改革是非常好的改革方式，同時它又有很多難以克服的問題，難以逾越的障礙，比如說行業壟斷、利益集團、官員腐敗，這些問題不能簡單的說都是過去改革的問題，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問題是跟過去的這種改革方式有關系。
過去覺得這些問題慢慢地隨著發展就能解決，就克服掉了，所以過去喜歡說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然而實際情況是，一些問題在發展中解決了，一些問題沒有解決。于是現在碰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過去改革的方式和過去增長的方式，創造了很多成績，但與此同時帶來了很多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有一些是結構型的，有一些是制度型的，很難克服。怎么樣看改革的策略，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黃益平認為，如果把中國的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政策與其它國家做一個比較，會發現中國的金融抑制程度是非常高的。從全球來看，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一直在推進，在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金融政策和全球的趨勢是一致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金融政策抑制的程度仍然遠遠高于世界平均，遠遠高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遠遠高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中國對利率有管制，對匯率有干預，對金融機構產權有控制，對信貸配置有影響，對跨境資本流動有嚴厲的管制，所以從各個方面綜合起來看，中國的金融政策抑制的程度還是非常高。
然而一個悖論是，盡管有這么嚴重的金融抑制政策，但是中國的增長沒有出現很大的問題。似乎金融抑制政策沒有成為阻礙或者是遏制經濟增長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黃益平說，如果看今天的中國金融體系，應該說這個體系相當完整了。把中國金融體系和國際上的金融體系做一個比較，國際上有的成分中國大多數也都有，中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中央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等，一行三會的監管體系也已經建立起來。
今天，中國有這么規模龐大、數量巨大的金融機構，組成了一個金融體系，應該說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第二個成績非常突出的是，中國的金融規模非常大，最明顯的一個指標是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簡單來說就是金融規模相對而言發展到了什么程度。這個比重現在是200%左右，在全世界都已經非常高了。
那么中國金融改革的短板在什么地方？第一個是開放市場，第二是改善機制。
我國很多金融資源的配置和價格并不是完全是由市場決定的，央行會管制利率、干預匯率。包括銀行現在的資產配置，包括規模和構成，央行或者是其它監管機構對它都還有一定的影響。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更明顯，甚至過去相當一段時間，新公司股票上市配額(IPO)都是由政府來決定的，市場已經形成，但是市場的作用非常有限。這是中國過去改革中存在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
第二個突出的問題是，金融機構的治理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大型的國有商業銀行，現在已經是上市公司了。但是從治理結構、治理框架、治理行為上看，很難說它的決策已經變成了真正的市場行為。中國的銀行行為更多像是政策性銀行而不是商業銀行。
要素市場扭曲讓發展難以為繼
在國有和民營的雙軌制或者計劃與市場的雙軌制以外，其實在產品和要素兩個市場之間還有一個雙軌制，導致一方面增長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結構性矛盾很突出。
黃益平說，過去雙軌制改革的策略，或者說中國市場化過程的方式，其實在很多中國的經濟學家包括國外的經濟學家中都有一定的共識。
雙軌制的第一個核心是國有與民營之間的雙軌制，就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策略是先保留國有企業，讓它繼續生產、繼續生存，繼續發展，但是主政策是要支持民營經濟、非國有經濟更加快速發展。非國有、非計劃經濟這一塊變得足夠大以后，就幾乎可以忽略國有、計劃經濟這一塊，于是中國就進入了市場經濟。第一個雙軌制的策略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
雙軌制的第二個核心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更多的是一種改進，在改革初期沒有出現哪一個團體、哪一個群體受到了非常大的傷害。從政治上來說，在社會上對這樣改革的支持度要高很多。
這是兩個很明顯的好處，它的缺點是因為有計劃內、計劃外之分，很容易產生兩軌之間的套利，或者說腐敗。
黃益平認為，除了國有和民營之間的雙軌制，或者叫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雙軌制以外，其實在過去的改革當中在產品和要素兩個市場之間還有一個雙軌制。盡管大方向是往市場經濟走，總體的改革是往市場經濟過渡，但是如果在36年以后的今天看中國經濟，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產品市場，包括農產品、制造業的產品、服務業的產品，大多數的都已經放開，它們的價格基本上是在市場上由供求來決定的。與此同時，要素投入品市場，比如說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能源市場，凡是能夠用于生產、投資、投入的要素，它們的市場仍然存在非常普遍而且嚴重的扭曲。
資本市場的扭曲就很突出，而金融抑制就是在資本市場的扭曲，包括對利率的影響、對匯率的影響、對資金配置的影響。在資本、在土地、在能源方面，政府要壓低投入品價格的傾向非常明顯。政府為什么要這樣做，第一條是希望在適當的程度上仍然對資源的配置保有重大的影響力。第二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保證經濟的高速增長，要把投入品的價格壓得比較低。它的核心是在過去30多年中，一直在不斷從居民收入向企業經營收入再分配。這就導致了消費占比越來越低，消費疲軟或者消費不足。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的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跟要素市場扭曲是有關系的。
要素市場的扭曲和產品市場較完全的放開，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導致一方面增長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結構性矛盾很突出。這個結構性矛盾很突出反映在結構失衡、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環境污染等方面。
金融政策需要達到的目的，跟兩個雙軌制也是有關系的。第一個目的，發展經濟。在計劃經濟的年代，資金的融通或者調配主要是靠國家的計劃，不是靠金融體系，所以當中國要發展經濟的時候，金融體系就可以發展起來。與此同時，政府還需要對金融體系有一定的控制力。一方面金融高速發展，另外一方面在金融體系當中政府保留了各種抑制性的政策。
黃益平說，雙軌制在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碰到了三大危機。第一危機是財政危機。改革初期的時候，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在36%，到90年代初下降到了11%，很多人就擔心會不會發生財政危機。第二個危機是國企的危機，后來才有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第三個危機出現在90年代后期，是銀行危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很多經濟學家做了測算，中國當時的銀行壞賬率高達40%。這三個危機最后沒有真正變成顯性的危機，但是有巨大的風險。90年代的很多改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緩解或者解決我們第一個雙軌制的問題。
要素市場的扭曲其實碰到了一個難以為繼的問題。為什么碰到這個問題？第一個理由是，中國現在的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存在失衡、低效、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這些問題很難讓中國的增長可持續。第二個比較明顯的問題是，在扭曲過程當中出現了一系列新的風險，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和中央的支持，這些風險在短期內都不會出現非常大的問題。第三，所有的金融主體或者是經濟部門，最后都在透支中央政府的信用，這個過程如果不斷持續下去的話，銀行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風險，最終會出現大問題，這也是現在經濟面臨的最大的風險。
如果不進行遏制，可能會成為更大的、系統性的問題。而且，過去許多可以說是行之有效的作法，現在其實已經很難再繼續下去，所以不變已經不可能了。
金融改革是結構轉型中最重要的核心
金融抑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對中國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但是到了本世紀以后，金融抑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變成了負的，對經濟的傷害越來越嚴重。
黃益平說，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這個水平，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很多討論是關于中國應該怎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他做的一個研究，就是看金融抑制對于經濟增長到底有什么樣的影響。最后得出的結論很簡單，金融抑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對中國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但是到了本世紀以后，金融抑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變成了負的，對經濟的傷害越來越嚴重。
黃益平說，全世界分為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金融抑制對不同收入組別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如果把金融抑制政策放到低收入國家考察，最后的結果是不顯著的。也就是說在低收入國家，金融抑制與否對經濟增長沒有很顯著的影響。但是到了中等收入國家以后，這個影響就非常顯著。也就是說，中等收入國家如果保持金融抑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傷害非常大。到了中等收入國家，到了中國今天這個地步，就必須加速金融改革，才能讓經濟保持持續的增長。
傳統的金融抑制理論認為，金融抑制有兩個不好的影響。
第一個是降低效率，因為是政府在配置資源，并不是市場配置資源。第二個是影響金融深化，不能完全自由發展。降低效率和影響金融深化，都是不利于經濟增長的，所以黃益平稱它為慢金融效應。
一般而言，政府嚴厲的管制金融政策，對經濟增長肯定是不利的，這也是經濟界通常的看法。但是到后來發現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效應。它的含義是，如果政府干預和控制金融機構，一般來說國有金融機構的效率可能不是特別高，所以對經濟是有影響的。但是它起碼能夠快速有效地把儲蓄轉化成投資，這樣的話經濟可以很快增長。黃益平認為在市場不發達、監管水平比較低的國家，如果是開放的條件還不具備，有可能金融抑制政策更加有能力處置那些所謂的市場失靈，對增長可能是正的影響。在經濟當中這兩個效應是同時存在的，只不過有的時候慢金融效應為主，有的時候是新發現的效應為主。具體到中國，就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是新發現的效應為主，所以對經濟增長有正面影響。但是現在慢金融效應變成了更加重要的效應，也就是說金融抑制對經濟增長的遏制變得特別突出。
改革是中國下一步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核心，換言之就是兩個雙軌制的改變。
黃益平認為，中國的增長模式、經濟模式現在已經開始改變。上面說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最突出的兩個特征，一個是增長速度非常快，一個是結構失衡很嚴重。現在來看，中國的增長速度已經在下降，但是沒有出現過去一直擔心的大面積的失業和社會動蕩等問題，說明經濟結構已經在發生變化。2008年以前基尼系數在不斷上升，意味著我國收入分配不斷惡化，2008年以后已經可以看到有一些積極的改進。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是大家一直擔憂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黃益平研究發現，2008年以后總消費占GDP的比重開始回升。
黃益平說，其實最重要的轉型是金融改革。在所有的要素扭曲當中，最嚴重的就是金融市場的扭曲，所以金融市場的改革在下一步經濟結構轉型中應該是最重要的核心。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里頭具體分成11個方面，如果概括起來其實是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準入，第二個方面是市場機制，第三個方面是監管和金融基礎設施。總體上看來，是要讓市場發揮更多的作用。
具體的來看，金融改革最核心的是兩條，國內是利率市場化，國外是人民幣的國際化。這兩個其實是統領了很多的其它的改革。
利率市場化中國最后需要做的不多了。因為中國債券市場的利率已經放開了，貨幣市場的利率放開了，甚至貸款利率也已經放開了。最后可能要做的就是把存款的上限放開，就完成了利率市場化。央行行長周小川最近表態說，要用兩年的時間實現利率市場化。但是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如果存款利率上限放開了，第一個問題就是國有商業銀行是不是還需要進一步改革，讓它成為更負責任、更有市場擔當的金融機構，然后才能把利率放開。第二個問題是市場上很多存在軟預算約束的主體能不能先改變它的行為。
人民幣國際化涉及到匯率的改革，資本項目的改革，跨境資本的使用等問題，最后能不能讓人民幣變成一個國際儲備貨幣，最終是由國際市場決定的。而國際市場是根據中國經濟規模、金融市場、中國制度環境做決定的。制度環境涉及到貨幣政策的體系，也可能涉及到法制的體系和政治的體系。
黃益平最后說，中國經濟的變化其實已經開始，有一些還需要推進，增長速度可能還會放慢。中國的通脹壓力會提高，收入分配會改善，經濟結構會變得相對平衡，產業升級會不斷加速，最后經濟周期會變得更動蕩。如果分析是對的，中國以后的經濟模式和中國經濟的特征會和過去30年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我們這個增長模式可能會更加可持續，這也是我們很想做的很重要的結論。有的經濟學家說中國是所有的具有規模的新興市場國家里頭唯一沒有發生過一次重大金融危機的國家，我們能不能保持這樣一個紀錄，我們還需要做很多的努力。
問與答
問：為什么還需要兩年時間來放開金融改革？
黃益平：為什么大家覺得要慢慢來，主要是希望在開放的過程當中，我們能改善效率，但同時不會受到危機或者金融不確定性的巨大傷害。在金融開放中，改善效率和不穩定性是同時出來的。控制不好，很多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開放之后發生的第一件事情是金融危機。
問：您如何看待目前勞動力市場、能源市場改革現狀，如何評價金融改革與這幾個市場改革的相互關系？
黃益平：能源、資源類價格的改革走得會比較快，這點大家比較清楚。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勢頭也很明顯，因為要城市化，戶籍制度要改革，福利體系可能要一致化。土地制度改革不是很清楚，盡管三中全會里面有很明確的表述，但是到底會怎樣落實，怎么執行現在不是特別清楚，所以現在很難判斷土地制度到底怎么改革。當然是有方向了，我的理解，土地的特性一方面是生產投入品，所以它的價格應該由市場來決定，另外一個是作為個人的財產，那它需要落實產權以便流轉。但是現在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到底下一步能不能很快地走，我不是很有信心。
金融改革當然跟其它的改革都是有關系的。土地制度改革如果做好了，對金融改革也有幫助，對城鎮化也有幫助。土地變成財產幫助農民在城市里面定居，減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可能用他的土地財產構建城市住房，甚至支持他的社會福利體系。同時他有自己的土地，就有適當的經濟權利，即便不是產權。他可以用他的宅基地作為抵押來融資，也可以幫助金融活動的推進。所以這幾個之間應該是結合在一起的。
我個人最關注的還是金融改革，而且我覺得金融扭曲是我們今天中國要素市場扭曲最為嚴重的。
問：我們國家在過去發生了很多非法集資的事情，進行金融改革之后，利率實行市場化以后，收益越高風險就會越大，一旦出現風險以后是不是還是由政府來買單？
黃益平：這里頭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我們怎么看待非法集資，有的真的是非法的、是不好的，也有一些是灰色地帶。為什么有很多非法集資，因為政府對利率管控太過頭了，大家享受不到市場利率。非法集資也好，民間借貸也好，互聯網金融也好，影子銀行也好，理財產品也好，在一定意義上都是一種變相的利率市場化，所以它有積極的成分在這里頭。
這些金融活動，簡單的來說可以幫助我們提高資金配置的效率，對于投資人、對于融資人都有好處。它的缺點是，這些金融活動沒有很好的金融監管框架，所以我個人覺得一方面要把現在的金融管制給釋放了，或者說放松，但同時要對這些金融活動有適當的監管。比如說理財產品，一個項目到市場上融資，這個時候你需要做的是兩個事情，第一是要有充分的信息披露，讓投資者真正了解在投一個什么東西。第二個，既然是市場化的行為，就要承擔市場的責任。我去買這個產品，給我10%的回報，當然不能想像還是和銀行的3%一樣的低風險，那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怎么做到這個，現在比較麻煩。信托的違約能不能發生，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根本性的階段。如果違約這一步走不出去，金融抑制放開是蠻危險的，所有危險全部放大放在政府資產負債表上，最后爆炸是早晚的事情。
簡單總結一下。第一，我并不是特別擔心非法集資，非法集資里面有一些和現在監管條款不是很吻合，但它是市場行為。第二，我們要加強監管，同時違約包括個別金融機構破產是必須的，這個問題不解決不行。金融里這叫道德風險，你去追逐高投資回報，但不考慮風險，次貸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最后把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總是要爆炸的，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這也是回答，既然有共識為什么沒有簡單放開來，擔心的就是這個風險。
黃益平簡介
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兼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克勞福特公共政策學院Rio Tinto中國經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編和《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與國際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