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正在進入一個7%左右的 “新常態”。 “新常態”不取決于外部參照物，而是經濟增長規律使然，是內部結構調整使然。
事實上，本輪宏觀經濟下行不是單一因素導致的，而是多重因素的疊加：既有外需萎縮，也有內需增長放緩;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調整;既有短期需求波動，也有中長期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創新政策框架比政策刺激更重要。
經濟增速進入換擋期
從全球范圍來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已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從內部環境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過渡的新周期。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征，是中國經濟在以后很長一段時期都要面臨的“新常態”。
從大周期角度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而自二戰之后的全球經濟體，還沒有哪個經濟體打破了30年高速增長后必將經歷一番艱難調整的規律。世界銀行《中國2030》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增速每5年都會下個臺階：“十二五”期間經濟年均增長8.6%，“十三五”期間年均增速下降到7%，2021至2025、2026至2030年間經濟年均增速分別下降到5.9%和5%。
因此，對于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下行不必過于驚慌。首先，縱向比較而言，本輪經濟下行與2009年的宏觀經濟下行有很大的不同。兩次經濟下行呈現“一急一緩”態勢。與2008、2009年相比，本輪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對緩和。2008年雷曼倒閉后，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劇烈動蕩，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急速下行，國內生產總值(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當年四季度的4.0%。而本輪下行速度則相對緩和、幅度相對較小，盡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來的低點，但并未及上一輪下降幅度之大。
其次，橫向比較而言，也處可承受范圍之內。林毅夫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是機遇自身的歷史比較。相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均幾乎兩位數的增長，中國當前增長速度當然是放緩了，但是放在全球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經濟減速幅度明顯小于其他新興經濟體。以印度為例，2010年印度增長速度為10.1%，2011年降至7.0%，2012年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遠超中國。中國7%的“新常態”并不取決于外部參考，而是經濟增長規律使然，是內部結構調整使然。相比過去8%以上甚至更高的有“水分”的增長速度，7%左右的增長更加注重質量，更加適合中國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水平，這與以往的增速在性質上是不同的。
從三方面適應新常態
中國經濟進入新周期，要學會適應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新周期問題需要用新周期的觀點去審視和解決，由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放松高稅收、高壟斷、高管制、高社會成本等供給約束以提高短期增長率;化解人口與勞動、資本和金融、資源和產權、技術與創新、制度與分工等方面的供給障礙以提高長期潛在增長率。
首先，通過結構性減稅，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以減稅為核心，認為減稅應該是永久和全面性的。然而，實際情況使我國目前的減稅不能是全面的而只能是結構性的。由于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開支巨大，全面減稅必然使我國財政面臨巨大壓力;我國產業結構落后，如果全面減少各個產業的稅收，會使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步伐放慢。
其次，通過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增加有效供給。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喬治·吉爾德認為，貨物過剩是表面的，其深層次原因并非需求不足，而是缺乏創造性生產，缺乏新的供給和由此導致的新的需求。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關鍵是政府要創造促使企業不斷創新的環境。一是建立企業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促使企業只能通過工藝創新、產品創新來獲取更多利潤;二是發揮政府投資對技術創新和科技研發的重要推動作用。通過政府投資的宏觀導向作用，在基礎研究和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領域加大研發活動的資金支持，鼓勵官產學研金共建創新聯盟，促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和企業設備投資改造，建立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換的有效機制;三是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為推進創新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須以大力提高中國資本形成效率為中心，著手以下改革：一是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打破條塊分割、市場分割、切實保障企業和個人投資自主權。轉變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消除要素價格“多軌制”的現象，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釋放市場投資主體活力。二是推進融資渠道市場化，為企業投資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通過發展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全社會融資效率。三是建立市場化的企業資本金補充機制，使企業恢復到健康的資產負債率水平。通過市場化方式(留存利潤、權益融資、私募基金、股權轉讓等)補充企業資本金。四是落實負面清單制度，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建議政府在充分借鑒和調研的基礎上，盡快制定負面清單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通過負面清單制度，有效地保證市場準入，激發市場潛能。抑制地方政府競爭性投資，激發民間資本市場活力，進而提高社會資金形成和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