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地方債問題再次成為熱點。政策面上，財政部日前發布《2014年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試點辦法》，允許上海、北京等10地今年試點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這將地方債納入西方成熟市場的 “發與還”軌道，地方債的隱形風險變得透明可控，并接受信用評級市場約束。輿論層面，中國債務風險和樓市隱憂被各路觀察家視為中國出現經濟危機的標志性要素。

　　由于華爾街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都由債務和樓市引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下行趨勢，也難免讓人聯想到中國會否重蹈美歐式的危機。人們的擔憂值得重視，但債務危機并非中國的宿命。

　　西方評價中國經濟難脫矛盾思維——一方面否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將中國高速發展的動力歸之于偏離市場的權力;另一方面則對中國的經濟下行以純粹市場經濟的技術主義去分析。因而，其對中國經濟的分析預測總是不準。當美歐日三大經濟體紛紛放棄危機時代的量化寬松政策時，資本主義的諾亞方舟似乎看到了銜著橄欖枝的和平鴿。

　　西方以其危機前的債務風險來評價中國。他們的債務危機引發了經濟危機，因此中國也難逃這一宿命，但美歐和中國的債務并非一回事。

　　美國幾乎每年都會遭遇債務問題，甚至聯邦政府都會關門一陣子。但其特殊性在于，這種危機與其說是經濟問題，還不如說是美國兩黨政治博弈所致。華爾街危機的根源并非債務，而是金融產品泛濫創新和美國對投資銀行寡頭監管不到位所致。美國走出危機泥潭，則是強化金融監管，通過量化寬松及重視實體經濟來實現。但在美國各州，若負債過多，就沒有那么多的手段可用，只能破產，譬如汽車城底特律。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則是另一番景象。歐元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卻在享受幾乎一樣的高福利待遇，稍差的南歐國家自然要以高赤字來養“閑人”。基于德國的強力支撐，加之歐盟以更具約束力的新財政公約托底，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才渡過了難關。若“歐豬五國”沒有實體經濟支撐，國民習慣于享受，主權債務危機還是會再次光臨歐洲。

　　中國地方債有自己的特色。按照2013年末審計署發布政府性債務審計報告，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債務17.9萬億元，但地方政府有“償債責任”的債務10.89萬億元，占比61%;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2.67萬億元，占比15%;地方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或有債務4.34萬億元，占比24%。

　　中國地方債確實有“只借不還”的風險，就像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喬希-諾布爾所說的“債癮”。但系統改革和結構調整已經啟動，金融系統首當其沖，信貸依賴的瘋狂已經被遏制住，地方債也被納入政績考核，而且不受官員任期限制。中國地方債，在改革導向下，已經進入了新債透明化、舊債不增加、存量地方債予以多渠道消化的時期。

　　從總量看，地方債清償壓力的確不小，但必須指出的是，地方債償還并非某個時段的一次還清，而是錯時償還。由于以往地方債的責任不明，地方政府只借不還看似不講道理，卻有著邏輯性的合理因素。在現實的國情之下，國家兜底埋單，幾乎是眾所周知的公共常識。加之中央和地方事權不對等，存在著 “國富”有余而地方不足的尷尬，加之嚴苛的政績考核，地方政府借債發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而，由國家對地方債“清零”，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充裕的國家財政，沒有完全放開的金融體系，中國地方債只有局部風險，而無大局之傷。

　　這并不意味著地方債要國家給“清零”，而是通過系統改革來破解地方債的結構性難題：地方債要納入預算，借債透明，自發自還;稅制要改革，給予地方政府更多財稅主導權;增加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利用充裕民資和善用賣地財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