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城市出現的房價滯漲和下跌，給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調整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國土部在暫停公布用地計劃并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應加強對地方政府在土地供應上的監管，防止這項改革在行政權力操弄下出現“變味”。

　　連續4年由國土資源部對外公布的全國住房用地供應計劃，今年暫停對外發布，改由各地自行公布各省供地計劃。由國土資源部每年制訂并對外公布的土地供應計劃，始于2010年房地產市場調控高峰期，當時全國主要城市的房價節節走高，對調控形成了很大的反作用力，而住房建設用地供應不足，被認為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當年1月國務院出臺的調控政策中，加大土地供應作為一個重要選項推到了前臺，由國土資源部來公布供地計劃，被視為保證這項政策得以執行的重要舉措。

　　最近一段時間，持續多年的房地產調控開始見效，一些城市房價開始出現了滯漲甚至下跌。面對房價的下跌，地方政府的態度堪可玩味，一些地方開始放出“救市”的風聲。在這種背景下，國土資源部不再承擔公布全國供地計劃的職能，將這個權力下放給地方，這難免讓人產生聯想，似乎“救市”已經從二、三線城市擴展成為全局性行動。這是一種誤解。

　　我國近幾年推行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雖然契合百姓要求房價下跌的期待，但它在本質上是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干預市場的手段。4年前政策面上加大土地供應，是希望以此來加大商品房供應，從而改變市場的價格預期，促使房價下跌。然而，這種人為設計出來的供地計劃往往是與市場脫節的，2010年完成供地不足計劃的七成，自然不可能對遏制房價產生明顯作用。相反，供地計劃成了地方政府加大推行“土地財政”的強大理由，以至最近幾年，各地“地王”頻出，對房價走高直接起到了推動作用。

　　由此可見，由行政權力推動的調控很難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可能使市場因素難以對價格起到決定性作用。長期以來，政府對市場握有太多的干預權力，使市場活力受到遏制，在這方面，房地產市場顯然是一個“重災區”。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要求讓市場來決定價格，而政府則應該退出對市場的過多干預。去年，國務院各部門陸續取消、下放了幾百項行政審批權，政府以此行動來向市場釋放活力。在房地產市場，政府也有必要逐步退出行政干預，只要做好保障房的兜底，商品房市場還是應該讓市場發揮主導作用。對于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的放松調控政策的做法，我們不妨將其視為政府放權在房地產市場的具體體現，而國土部不再行使公布全國供地計劃的職能，也是這種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一些城市出現的房價滯漲和下跌，給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調整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但是，地方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中的利益格局已經根深蒂固，經濟增速減退之下地方財政的緊張，又使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因此，地方政府完全有可能利用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調整，來加大其在房地產市場中的利益攫取。從目前一些地方出臺的“救市”政策來看，其中有一些正是以往利用政府權力拉抬房價的故態復萌，諸如給購房者提供契稅優惠政策、政府為購房者提供房貸擔保，都是動用行政資源來干預市場，是地方政府再度伸出的“亂摸市場的手”。

　　需要警惕的是，在國土部將供地計劃的職能下放給地方政府后，一些地方很可能基于自我利益的需要而“夾帶私貨”。一些已經出現“鬼城”的三、四線城市，地方政府會不會基于“土地財政”的需要而不顧現實，繼續大規模賣地，從而加劇這些地方的供求失衡?一線城市房價仍然高企，地方政府為了阻止其進一步下滑損害到政府利益，是否會收縮供地，從而使房價下行失去基礎?國土部在暫停公布用地計劃并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還應加強對地方政府在土地供應上的監管，防止這項改革在行政權力操弄下出現“變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