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國有關環境保護的立法數量不少，但環境質量越來越差，就是因為違法成本太低。”4月22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環境保護法(修訂草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表示，“按照我們調研了解的情況，一個10萬千瓦的發電機組，每天的環保成本大概是五六十萬元，如果不開環保設備就等著罰款1萬元，誰不會算這個賬?運行環保設備比違法罰款，每年要多支出上億元。”(《中國青年報》4月23日)

　　沒有相關法律，污染企業的一些行為似乎可以找到借口，而有了環保法律，污染企業卻不遵守，這戕害的不只是法律尊嚴，更會造成惡劣的“示壞”效應。環保立法越來越多，環境質量卻越來越差，這不外乎兩點原因：其一，即信春鷹副主任提到的“違法成本過低”，污染企業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其二，執法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無意嚴格執法。

　　環境違法成本過低，早已不是新聞。去年5月9日，環保部通報的華北六省市地下水污染專項檢查結果表明，受檢查的2.6萬多家企業中，55家企業存在利用滲井、滲坑或無防滲漏措施的溝渠、坑塘排放、輸送或者存貯污水的違法問題。目前，各級環保部門對424家企業責令限期改正;對88家企業處以罰款，總額達613萬余元。消息傳出，輿論大嘩。88家排污企業被罰款613萬元，每家平均只有7萬元左右，這簡直太溫柔了!但不能歸咎于執法部門，即便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六條規定，對違法企業處以50萬元的最高額罰款，也高不到哪里去。

　　只有規定最嚴格的處罰制度，才能讓企業樹立“不是企業消滅污染，就是污染消滅企業”的環保意識，真正履行企業的環保責任。相應的，應建立污染評估機制，根據治污成本確定處罰數量。污染容易治污難，罰款須遠超于治污的成本。比如治污成本是1億，對排污企業就應該處罰翻倍，這樣才能使排污企業權衡利弊，有所忌憚。除了經濟處罰，更需讓污染企業的責任人承擔刑事責任，否則他們會認為交了“保護費”就可安心排污。

　　據信春鷹介紹，解決環境違法成本過低的問題，是本次修法要著重解決的問題，希望修改后的環保法通過之后，相關部門能抓緊解決企業和公眾反映的執法不公、選擇性執法等問題。必須注意到，一些執法者由于收了好處，或在地方保護主義支配下，故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包庇違法企業。

　　日前，媒體披露了去年環保領域的一些腐敗案件，比如，安徽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環保領域大案窩案共查辦133人，包括廳級干部1人、處級干部20人、區縣環保局局長8人;福建環保廳原副廳長王國長因收受巨額賄賂，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其涉嫌犯罪問題日前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2013年7月，廣東省東莞市環保局原局長袁紹東因收受兩家公司老板的賄賂共870萬元，而被依法懲處。可見，腐敗和監管缺失是一些環境問題造成重大影響的幕后推手。法律應該約束違法企業，更應該約束違法的環保官員。

　　“治污先治官，治官先治人”，防治污染，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懲處那些把法律不當回事的污染企業，另一方面加大對違法環保官員的懲處力度。惟有如此，才不會環保立法越來越多，環境卻越來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