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香港交易所總裁李小加發表一篇網絡博客《我們問對問題了嗎?——關于香港市場核心價值的思考》，對阿里巴巴最終棄港赴美上市進行思考。盡管該文的一些論證過程存在問題，但提出的“同股同權”命題是有價值的。

　　李小加在這篇博文中，通過兩個例子來證明香港一向沒有絕對執行同股同權。其一，“無論香港政府是否擁有香港交易所的股權，政府均有權在香港交易所董事會中任命12位非執行董事中的6位”;其二，“上市公司大股東無權在關聯交易上投票”。第一個例子遭到香港政府的反駁，李小加隨后也承認，他引用的第一個例子不妥，因為港府的權力來自法律，港府任命董事的權力旨在保護公眾利益。

　　對于“上市公司大股東無權在關聯交易投票”，筆者認為，同樣不能成為同股同權原則反證的證據。大股東之所以愿意去搞關聯交易，無非想利用關聯交易謀求特殊利益，這個利益只為大股東所獨享，其他中小股東難以從中受益、甚至可能受害，這才是違反了同股同權原則。規定大股東無權在關聯交易上投票，恰恰是要防止上市公司通過關聯交易向大股東輸送利益，其追求和捍衛的其實正是大股東與小股東權利的平等，它保衛的就是“同股同權”。

　　李小加這篇博客思考的核心是，香港市場是否應該實行“同股同權”，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必要。在一些科技公司的股東分為“創始人、早期入股機構、新股公開發行時入股的公眾投資者”三類，是否應該給予創始人更多控制權呢?如果給的話，到底應該給多少才合適呢?又如何防范他們不濫用這一控制權呢?如果有朝一日創始人降低所持股份，其利益與公眾投資者的利益不再一致的時候，是否應該收回創始人的控制權?

　　國外資本市場在這方面其實有現成的答案：可以給予創始人更多控制權，可以實行雙重股權結構甚至多重股權結構。在雙重股權結構中，股份被劃分為高、低兩種投票權，低投票權的A類股由一般股東持有，高投票權的B類股主要由高級管理者或創始人所持有，每股B類股投票權為A類的10倍甚至100倍。作為對B類股東的限制，它的流通性較差，并且投票權僅限管理者使用，B類股一旦出售，即轉為低投票權的A類股。

　　依筆者粗淺看法，這種“雙重股權結構”事實也不與同股同權原則相違背，在某種程度上它仍然符合同股同權的精神實質。首先，在雙重股權結構中，A類股與B類股只是投票權不同，但分紅權等其他權利是完全相同的。其次，A類股與B類股的投票權不一致，這種表象的背后其實是不同類別股東之間的一種隱性契約，一般股東通過讓渡股票投票權，讓創始人股東等擁有更多控制權，其目的是為了讓上市公司能夠經營更好，從中實現更多自身利益。但這種契約并非任何時候都有效，有的公司通過股東大會表決同意，可以取消雙重股權結構、收回這種契約，2010年，加拿大曼格納國際公司的股東就這么干過，而這種決策的基礎，仍是同股同權。

　　筆者認為，同股同權是股份制運行的基礎，也應是股市的基本游戲規則，沒有同股同權，也就用不著劃分什么股份、談什么股票。只要搞股份制，同股同權原則就應該是一條基本底線，我國最新《公司法》第126條規定，股份的發行實行公平、公正的原則，同種類的每一股份應當具有同等權利，這種堅守應該是正確的。

　　當然，對于高科技類公司來說，讓富于創新精神的創始人來把握公司的發展方向意義重大，除了雙重股權結構，簽訂投票權代理協議也是途徑之一。例如，2012年Facebook招股書顯示，當時扎克伯格擁有28.4%的股份，但他卻擁有56.9%的投票權，原因有二：一是雙重股權結構，他的投票權多;二是一些股東和扎克伯格達成了投票協議，同意扎克伯格代表他們的股份投票，這也是一種契約，獲得代理投票權背后的原因，是創始人獲得了部分股東的完全信任。

　　筆者建議，為推動新經濟的發展，A股市場的股東之間也可發揚契約精神，比如其他股東可授權創始人代表他們投票，由此讓公司的創始人實現對上市公司控制，推動公司更快更好地發展。顯然，這一切需要以契約和信任為基礎，只有創始人值得其他投資者信任，這種契約才可以達成，而且這種契約股東可以隨時廢止。達成契約，就會出現“同股不同權”現象，但我們無須為此大驚小怪，因為它們遵循的運作準則其實仍然是同股同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