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經濟圈規劃尚未落地,相關區域房價已呈上升勢頭,引來產業空心化等擔憂。
固安、保定房價上漲不足擔憂。這相當于股市題材短炒,有了首都經濟圈、第二機場、副中心等概念,房價短期躥升。從長期來看,隨著首都經濟的成型,以中心城市的核心為圓點,房價呈水波紋向外擴散。東京也好,首爾也好,莫不如此。
真正要擔心的是重走珠三角等城市老路,利用身份不平等,形成級差地租,把本地居民培養成不思進取的食租群體。
珠三角成功地使自己在WTO時代嵌入全球經濟鏈中,分享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自發的城市化沒有伴隨該有的制度變革,帶來的后遺癥嚴重,當地居民、村集體建造廠房、宿舍,輕易獲得不菲租金,如果被征地,他們將獲得一筆高昂的征地補償。在租金利益之船上,在當地打工的人除了工資沒有分毫所得,從港臺來的企業家或者大量圈占便宜的工業用地,試圖從實業家轉變成食利群體,或者暫時支付租金對當地沒有依戀,一旦市場發生變化,立馬尋找更低廉的生產基地。成為食利群體的多數人,喪失了斗志,喪失了市場嗅覺,視租金為理所當然。
一個社會沒有理所當然的天然食利群體,食利群體的出現必然阻撓城市群的發展。珠三角等城市群正飽嘗類似痛苦,當貿易紅利逐漸消失,產業結構開始騰籠換鳥,才發現既無專業的產業工人,又缺少百折不撓的企業家,也沒有正確的制度來激勵市場的發展。
對保定來說,如果幸運降臨到頭上,在話題提出20年后真的成為承接北京市部分央企、部分產業的中心,可以想象,當地就像突然發了一筆橫財——有消費能力的群體進入城市,順利融入北京產業集群,北京的某些資源可以“與有榮焉”——還有比天上掉餡餅更幸福的事嗎?
在一定程度上,保定、廊坊等地可以像當初的珠三角各城鎮一樣,成為食利城市,擁有當地戶籍的人順利晉升為食利群體。“北漂”無法在北京市內存身,源源不斷地進入外圍城市居住,制造產業鏈在香河等地鋪開,當地居民借機建造城中村、建造倉儲廠房宿舍,等著租客上門。當地人蹺著腿,打著小麻將,等著悲催的外地打工者進入羅網。
時勢不同,食利型的城市、食利型的生財之道絕不應、也不會再現于當下。
WTO時代中國貿易拍馬當先拉動當地GDP的經濟結構已經不復存在,大量資金、企業進入固安等地重建制造產業鏈,還不如在中西部城市、甚至在東南亞尋找更便宜的安身立命之所。北京周邊需要創新經濟、綠色循環經濟,固安等地除了離北京近一些,在市場制度變革、人才儲備等方面乏善可陳。而現在資金與企業看中的就是成本,制度與人力環境,就目前的軟硬件來看,進入廊坊或者固安,與進入成都、武漢等城市沒有太大區別。
城市群內部面臨嚴峻的制度挑戰,其中京津冀面臨的挑戰最大。中國沿海三大城市群,珠三角星羅密布的小城市更接地氣,具有草根市場屬性,城鎮之間的經濟差距相對較小,不存在區內大城市黑洞般的絕對吸引力;其次是靠大資金、大物流支撐的長三角城市群,群內有數個500萬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遍布蘇南浙南等地,無錫、蘇州、杭州、南京等城市之間,區別不會太大。只有京津冀城市群,內部差距最大,汪洋大海的小農經濟圍繞著兩座驚人的特大型城市北京與天津,這兩座城市尤其是北京,對周邊地區而言具有魔術般的吸引力。這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優勢在于保定等城市的洼地效應,很容易吸引產業資金進入,劣勢在于由于區間城市差距過大,導致區內要素流通不暢,企業與投資者不會聽從號召主動從北京遷居河北,至今區內的差距沒有明顯縮小。
缺乏市場屬性、缺乏有效溝通的城市群,只能是上下關系或者主仆關系,每個城市盼著新機場離家門口近一些,輕軌從北京出發有個站可以停留在家門口,這個產業歸我,那個產業歸你。這就像吃大戶家的肉,沒有人知道,該把北京的哪部分央企總部分出去,又該分到哪座城市。
京津冀各城市間的戶籍、福利藩籬拆除后,市場會做出自己的選擇。一些早有藝術家落戶的小城市更適合成為藝術中心,有大產業的地區必有暢通的軌道、公路、水路交通,有聚集在一起的物流公司與金融機構,河北的重化工業在嚴厲的環保壓力下,會催生出環保產業。
食利的城市化,食利的居民,使城市封閉、小氣到可笑的地步,如杭州將蕭山、余杭兩個縣并入市區后,仍然在招工等方面寫著“蕭山、余杭除外”,只有堅決地拆除城市的隱性圍城,讓城市成為人流物流自由之地,城市才能回歸正常的商業經濟屬性,才能擺脫食利道路,走向權責利相稱的健康軌道。
至于房價漲跌,不必掛心,只要央行掌握穩健的貨幣政策,只要稅費合理,只要去除食利群體,價格就是市場的事,市場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