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我們填寫的是財產申報表，但是表格的一些設置讓我們很難如實填寫，所以很多人都選擇少填。”近日，廣東省某央企機構的副處級干部黃錫唐稱。早在兩三年前，廣東省政府就要求副處級以上的官員申報登記名下和直系親屬房產，今年開始，副科級以上官員也被納入登記范圍。今年兩會后，多地官員財產申報進程提速，然而，官員財產透明化依然遭到不少潛在阻力。

　　黃錫唐反映財產申報表的一些設置讓人很難如實填寫，所表露的也正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在推進過程中受到選擇性處理而扭曲變形的現象。相關環節握有權柄者選擇空間之大，可謂進退自如。

　　扭曲變形現象之一是，申報表格僅設置3到4行可填住房數量，那就意味著所填不能超過三四套這一上限，而黃家住房不止此數，也就難如實填入。請示后，單位領導指示：“不知道怎么填，干脆就填一處。”大家紛紛效仿，官員財產申報，也就淪為走形式。

　　扭曲變形現象之二是，申報表格并沒有硬性要求干部申報直系親屬的財產狀況，包括房產、股票、各類投資項目等。而2010年中辦、國辦《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即明確，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申報的財產范圍應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債權和債務;申報的對象范圍，既包括領導干部本人，也包括近親屬。那么，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逐級推進提速進程中，也就理應恪守《規定》，而非作選擇性處理。

　　此前，3月20日《華夏時報》即報道，全國住房信息聯網再提時間表，將于2020年前實現，有廣州市某國稅局官員自曝，已將房產處置完畢，他認識的很多官員也已通過各種方式處置房產，被坊間指為“山雨欲來風滿樓”“春江水暖鴨先知”。3月31日新華社也報道：最近在部分大中城市出現了豪宅、別墅等二手房“拋售”現象。而回溯既往，2012年被曝光的“房叔”廣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2011、2012年均申報其本人持有房改房一套、兒子持有自建房一套，實際全家卻擁有20多套房產;“房嬸”廣州市城建系統退休干部李蕓卿也未如實申報，漏報、瞞報并不鮮見。

　　官員由于手握公權，緊密關涉公共利益，因而財產狀況也就理應接受公眾監督。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也被公認為反腐利器。譬如美國，除有限制公開的秘密申報外，大約有2.5萬名高級官員和雇員要公開申報，個人財產報告向社會公開，任何公民均可查看、復印。而我國當前，主要還停留于登記對上申報，而非面向社會公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推進過程中的扭曲變形，也正側證了停留于登記對上申報作用的局限性。“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因而，有必要把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逐步推向社會公開，引入公眾監督，強化監督力度。

　　此外，黃錫唐單位領導之所以敢于公然指示“不知道怎么填，干脆就填一處”，也就在于認為“上頭也不會耗費人力物力集體地盤查親屬的資產，最多就是抽查”，若有多套房產的話，如實填報和漏報、瞞報的收益及風險極不對稱。因而，還需通過一定制度設計，進一步強化紀檢、監察機構的獨立性，由側重“同體監督”逐步轉為側重“異體監督”。

　　惟其如此，才能確保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的如期建立、全國住房信息聯網的順利實現;也惟其如此，才能將習近平強調的“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工作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