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很多石家莊市民來說，面對300多的空氣污染指數似乎已經麻木。不過，新華區的李貴欣卻做出了另外的舉動。他拿著一份行政訴狀到裕華區人民法院申請立案，狀告市環保局。李貴欣的訴求不僅是要被告依法履行治理大氣污染的職責，還就大氣污染對其造成的損失提出索賠。

　　霧霾再次大規模來襲之時，李貴欣此舉因全國首例而引發格外關注。全國首例并非是指公民首次因環境問題提起行政訴訟，而是在受霧霾之擾的事實前提下提出損害賠償的要求。它與此前申請信息公開類的環境訴訟有著細微的差別，在環境訴訟體現出的公益屬性之外，有基于自身利益受損而要求賠償的明確司法訴求。

　　李貴欣訴求的“私益性”，并不妨礙訴訟本身的開創性意義。更多時候，即便環境污染嚴重損害了身心健康，通過司法途徑索取補償者也為數寥寥。尤其像霧霾這種責任主體似不明確、受害者眾多的環保事件，默默忍受霧霾之害幾乎是所有人的無奈選擇。不得不承認，對民眾而言，一種基于環境問題與自身利益關聯性的敏感，以及以司法捍衛訴求的習慣，還未徹底養成。

　　所以，李貴欣顛覆常規的出現，在被集體點贊的同時，又有多少人會據此效法?當然，這里涉及到另外一個重要問題。環境公益訴訟對于行政不作為有著嚴格界定，它通常針對具體的行政行為，受害者是特定的主體;現在連霧霾具體成因都未能厘清，受害者更不是某一個人。這些既是類似環境公益訴訟索賠案例缺失的原因，也為李貴欣的訴訟增加了不確定性。目前，李貴欣的訴訟請求還未被受理，至于狀告環保局的結果更是難以預測的未知數。

　　李貴欣的行政訴訟索賠請求既為全國首例，其意義便超越勝負之外。至少，對于霧霾等致害主體模糊的環境訴訟，行政不作為的適用條件該如何確定?環保局能否作為被訴主?環保部門在這類污染事件中的責任如何界定?這些問題都經由李貴欣的訴訟請求呈現出來。以往類似訴訟案件沒有被提及，這些法律漏洞或者說滯后之處都潛藏著，現在，它們被提出來，甚至可能隨著“李貴欣們”的連續出現，而呈現出與現實更大的脫節。這些疑問都需要得到切實的回應。

　　司法層面對環境類公益訴訟渠道的打通，進而為公民參與環保建設、敦促政府履職，提供倒逼和激勵的驅動力，這其實代表了社會治理體系進步的一種常規機制。也正因如此，司法機構以及環保部門回應“李貴欣們”的訴求，不僅是基于污染致害、政府有責的基本邏輯、事實，更是因為面對諸如霧霾這類責任主體模糊的環境問題，當社會治理缺乏有效的參與和動員機制時，李貴欣的行政訴訟實際上是為治理責任的明確以及司法應對機制的完善，按下了激活鍵。對于這些不可回避的議題的梳理，或許正是治理霧霾的切入點。

　　面對影響廣泛的霧霾，一個公民能夠做些什么?李貴欣的答案是狀告環保局，向對霧霾負有治理責任的環保部門索要賠償。行政訴訟走向如何，似乎早已不那么重要。政府責任、公民精神，這是李貴欣此番訴訟拋出來的兩個議題。而如果對公民訴求的回應，能夠在條文法規、司法程序的修繕等層面得到體現，那么，不僅環境層面的霧霾能夠找到治理之道，社會治理的霧霾也將得到驅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