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穩健的貨幣政策面對著實體經濟內生動力不足，經濟增長仍大規模依賴投資拉動，以及金融市場自我膨脹對資金產生的無限需求綁架了貨幣政策這樣兩方面的困難。因此，打破增長對投資與債務的依賴，改變金融機構成為資金占用主體的狀態，并化解正在累積的金融風險，就成了今年穩定增長防范金融風險的重點所在。此外，防止國內的金融改革疊加QE退出帶來的國際金融市場風險，TTP和TTIP談判，可能重構國際產業生態也是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的外部因素。
甲午馬年伊始特別是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國際上唱空中國的聲音又甚囂塵上，甚至還有中國經濟或將“破產”的聳聽危言。當然期間也有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超過8.5%的樂觀判斷。筆者認為，盡力排除各類噪音的干擾，馬年中國經濟走勢的關鍵，在于按照經濟規律正確認識國際經濟的影響和中國經濟現階段的特點，只要我們能尊重經濟規律，把握穩定的政策，堅持調整產業結構，堅定執行改革釋放新的生產力的既定方針，我國經濟就能延續過去兩年的穩定增長態勢，同時還能在未來五年持續保持穩定增長態勢。
中國經濟增長在7.5%左右的水平上已呈現兩年的穩定增長態勢。根據潛在增長速度主要由供給因素改變的經濟學基本分析結論，因為近幾年供給要素勞動力比較優勢在改變，在勞動生產率和增長結構沒有改變之前，中國經濟增長潛在增長速度較前30年兩位數的增長自然有所放緩.從勞動力就業水平的平穩數據判斷，7%至8%應是當前的潛在增長率。近兩年的7.5%左右的經濟增長也已印證了這個基本判斷。
潛在增長率在一定的時間區間內具有內在穩定性。在當前的充分就業狀態下，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入比相對均衡。要素投入相互匹配的比例的改變，需要其他變量的改變，比如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業結構調整帶來資本勞動比例的改變，或制度變革改變全要素生產增長中的殘差貢獻部分等等。這些變量在未完成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前，現有的均衡狀態不會改變。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短期內具有內在的穩定性。當然，這種增長內在穩定性也會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擾。用經濟學術語說，增長的內在穩定是給定一些外部條件不變情況下的結果。
因此，政策的穩定，特別是貨幣政策的穩定是保持短期內經濟增長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去年貨幣供應量增長接近14%，超過經濟增長加上通脹水平的經濟運行所需要的貨幣需求大約在11%左右近3個百分點，顯然很難說這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如果經濟運行創造一元錢價值，貨幣發行了兩元，未來經濟要平衡就必然出現一元價值賣兩元錢的結果，通脹就不可避免。所以，超量貨幣發行是經濟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當下穩健的貨幣政策面對著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是實體經濟內生動力不足，經濟增長仍大規模依賴投資拉動，去年GDP增長中投資占比達54%，投資大幅增長必然伴隨債務信貸大幅增長進而依賴貨幣增長，而從貨幣供應超出貨幣需要3%的結果來看，很難說投資是有效的。由此，增強內部經濟活力，打破增長對投資與債務的依賴，是貨幣政策穩健并能平衡增長與風險的重點所在。
另一方面的困難是虛擬金融市場的自我膨脹對資金產生的無限需求綁架了貨幣政策。虛擬金融部分或影子銀行業不斷放大的資金的巨大占用，除了迫使央行不斷在銀行業市場投放貨幣以外，反過來造成了實體經濟的流動性短缺，推動更大的貨幣發行來滿足投資與債務的貨幣供給與需求。貨幣政策如何引導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向實體經濟傾斜，改變金融機構成為資金占用主體的狀態并化解正在累積的金融風險，真正以經濟穩定增長和控制通脹為調控目標，不被銀行間市場的虛擬金融活動的資金需求牽著鼻子走，是今年穩定增長防范金融風險的另一重點所在。
此外，化解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和房地產風險也是短期經濟穩定的關鍵之一。這兩方面風險存在內在的一致性，都與地方政府的GDP掛帥的扭曲的政績觀有關�；怙L險的當務之急是政府職能的轉換，政府退出投資和債務擴容的主體地位，減少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讓市場配置資源推動有效的經濟增長。當然一些債務償付的制度安排以及事權財權一致的財稅改革也是必要的。
無疑，保持近期乃至持續穩定的關鍵還在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包括宏觀意義上的三次產業的調整和中觀意義上的產業結構調整。筆者今天著重討論中觀意義上的產業結構調整，具體在三個方面：如何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重點是如何回歸市場化調整過剩產能的機制、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包括新產業結構的形成、防止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打破中國經濟的穩定。
以筆者之見，我國當下嚴重的產能過剩不完全是市場規律所致，因此市場化方式的退出也變得阻力重重�，F在要地方政府改變為了GDP增長的目的通過各種方式維持產能增長的投資，甚至補貼一些產能過剩的虧損企業的干預行為并不容易，但這一步必須盡早邁出，尤其對破壞環境的高耗能產業，要采取強制性退出或改進措施。應讓企業根據利潤信號決定發展和未來命運，回歸需求調節供給的市場機制。
現實決定了新的產業結構或者說新產業布局的形成，要與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同步。在宏觀層面，我們缺乏新產業布局的戰略研究和規劃;在企業層面，升級、調整和轉型的主動性和能力也不足。政府要在宏觀層面上發揮引導作用，政策上提供正確的幫助，企業要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兩者都不能互相取代。如果企業沒有發展后勁，政府不能拔苗助長，企業不能過度等待和依賴政府政策的扶持。當前，調整對外貿易結構，鼓勵對外投資的各項政策，推動各層次服務業的發展，都應成為國際國內新產業布局的一部分，而不是簡單地轉移過剩產能。市場化前瞻性的合理的產業布局和調整，一定帶來經濟持續的平衡和穩定。
美國退出QE已引發了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市場波動。巴西、印度、俄羅斯特別是阿根廷的經濟都出現不穩定的形勢。觀察這些國家的問題，我國要格外注意的是，如何保持匯率的穩定，把控資本大規模流進流出態勢，防止國內的金融改革疊加QE退出帶來的國際金融市場風險，防止其他新興市場風險的傳導效應，保持合理的貿易順差，不需資本流入來平衡國際收支等所有這些力保經濟穩定的重要方面。另外，美國主導的今年可能完成的TTP和TTIP談判，很可能重構國際產業生態，由此對我國外需市場發展空間可能帶來的阻力也是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的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