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美國經濟基本面在持續好轉，消費增長，房價回升，信貸狀況變得更加寬松，因此也出現了量化寬松政策可能逐漸收緊的預期，但是受到財政緊縮的沖擊，經濟增長可能比2012年略低，在1.8%左右，2014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可能進一步回升到2.5%左右。
經濟增長的穩定因素逐漸明顯
金融危機以后，美國常用的季調年化環比實際季度經濟增長率波動相當明顯，但是如果使用其他國家常用的年化同比實際季度經濟增長率來看，美國經濟增長的表現卻要穩定一些。因此，如何評價美國的經濟增長形勢就成了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并且關系到對未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預期。
在過去的一年間，雖然美國經濟增長由于財政懸崖的影響呈現出一定的波動，但主要是因為國內私人投資的波動，政府開支的拖累在后三個季度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作為經濟中最重要支柱的私人消費則始終保持大體穩定。個人消費的變動對美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從2012年第三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不論是個人消費對環比增長率貢獻的百分點還是對同比增長率百分點的貢獻都大體穩定。較低的通貨膨脹、失業率持續下降和個人可支配收入上升等原因是導致個人消費貢獻穩定的主要因素。個人消費代表了內生性增長動力，所以，盡管美國經濟增長依然低于其潛在水平，但是已經出現了企穩的趨勢。因此，可以說美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因素經受了外部沖擊的影響，顯示出內在的穩健性。
美國GDP統計方法調整的影響
2013年7月，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的第14次國民收入與支出賬戶綜合修訂說明和調整結果，最核心的變化是將研發支出資本化，也就是將研發支出等納入固定投資。這種變化體現出來的一個明確理念是將研發支出看做是投資而不是消費，因為它與固定投資一樣，不僅會推動當期增長，也會增加未來的收益，因此具有資產的屬性，在技術、知識和信息時代已經成為創新和增長的重要來源。隨著美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完成，信息設備和知識產權產品(軟件、研發和娛樂與文藝創作等)投資比重不斷上升，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成為美國的突出優勢和強大實力。
盡管在理論上可以將研發投資納入固定投資，但是在聯合國統計委員會中卻存在著長期未決的爭議。因為研發存在風險，失敗的研發只能算作成本，記作中間消耗，而不能計入固定資產。此外，基礎理論研發的所有權是開放的，所以對研發效益的歸屬也存在不少技術上的困難。盡管如此，美國還是在全球范圍內率先修訂了統計方法。
按照新的統計方法，美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的衰退就沒有此前數據顯示的那樣嚴重，之后的復蘇也變得更加強勁。2012年的GDP總量也提高3.6%，GDP增長速度也被調高了0.6個百分點。由于投資的上升，美國的儲蓄也發生了相應的改善。當然，按照這種新口徑計算的GDP還可以使得美國沉重的債務負擔得到些許的緩解。
趨向收緊的量化寬松
從2012年開始，盡管從美聯儲的聲明中還看不到有關量化寬松政策可能逐漸收緊的直接表述，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感受到相關的爭論。這種爭論一度在美聯儲人選問題上表現得非常突出，然而目前，美聯儲收緊量化寬松已記本成定局。
金融危機以來，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在基礎貨幣的增長速度上得到了非常明顯的反映，但是反映實際經濟活動的M1和M2的增長卻遠沒有那么明顯，量化寬松釋放出來的流動性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領域推動增長。因此，從量化寬松對實體經濟刺激的角度看，在連續推出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后，其有效性已經大大下降，特別是當個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穩定趨勢已經比較明顯以后，沒有預設期限和額度的QE3是否還有必要維持原有的力度就值得認真考慮了。
除了傳統的物價穩定以及在埃文斯規則中得到強化的失業率之外，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還包括維持適度長期利率水平這樣一個較少被提及和討論的內容。在貨幣政策對美國實體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日漸式微的情況下，美聯儲連續推出三輪量化寬松一定還有更深層原因的。量化寬松的實際目的可能已經從直接經濟刺激轉變為壓低利率水平，從而避免巨額政府債務的剛性利息支出過高，進而給年度財政支出帶來壓力而引發債務危機。
在財政收入沒有明顯增長的情況下，剛性利息支出的增加顯然要擠占其他正常的財政支出，否則美國國債就會出現違約的大問題。但是，在財政懸崖之后，隨著對未來國債利息支出占比預測數值的下降，為防止出現政府債務危機而維持零利率的必要性也隨之下降，推出量化寬松以維持零利率的必要性也就沒有那么緊迫了。
到2013底，美國經過季節調整的失業率已經達到6.7%，接近了埃文斯規則的水平，而通貨膨脹水平依然維持在低位，也為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提供了經濟基本面方面的支持。
財政狀況有所好轉但問題猶存
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的財政狀況急劇惡化，沉重的政府債務負擔和高企的財政赤字成為威脅經濟穩定的首要因素，同時也抑制的政府開支和經濟增長。白宮與國會在壓縮政府預算和提高債務上限問題上屢屢爭斗，甚至因此在2011年造成了美國國債被降級，2013年又出現了聯邦政府因預算問題而被迫關門的險境。而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財年，美國的財政狀況卻出現了好轉跡象。
2012年曾經被廣泛關注的財政懸崖問題最終以白宮與國會雙方都做出一定妥協的方式平穩度過。借助于減稅到期的政策，政府財政狀況出現了好轉跡象。按照白宮預算管理辦公室在2013年7月發布的《中期評價報告》中提供的最新預測數據，在2013財年中財政總收入大幅度增長，而在國會強大的減赤壓力下，在財政支出方面卻維持在與2012財年大體相當的水平，財政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從6.0%直落為4.7%。
應該看到，美國從2011年以來的“財政鞏固”的確遏制了公共債務惡化的情況，但是這也僅僅是抑制了它的高速增長。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美國的債務負擔依然非常沉重。更嚴重的挑戰是，按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預測，到2017年美國的國債收益率將出現大幅度的上升，政府的國債利息負擔就會隨之上升，爆發債務危機的風險也會增加。這意味著留給美國解決債務問題的時間已經非常有限了。
總的來看，美國未來10年的財政狀況會穩定下來，債務總額也將得到控制，從而使得債務負擔得到緩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美國老齡化問題的逐漸加劇，剛性開支會上升會給政府開支的減支帶來新的壓力。另外，上述所有這些預測是建立在美國海外軍事行動支出下降的基礎上的，一旦國際形勢出現突發情況，美國的財政赤字又會再次惡化。
2013年10月，由于國會拒絕通過白宮預算導致政府被迫關門。應該看到，國會和白宮在醫保預算問題上產生分歧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們之間的爭斗也反映出了黨派之爭，是美國兩黨在競選中觀點極化的延續。2011年的債務上限危機導致美國國債因此暴露出的債務管理問題而被降級的教訓猶在，國會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以預算相要挾，將黨派之爭置于國家利益，甚至全球市場穩定之上。雖然在最后關頭雙方最終又達成了妥協，但是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這種膽小鬼游戲已經成了威脅美國經濟穩定的一個新變數。
微觀經濟形勢穩定后的隱憂
金融危機以后，受到債務問題的威脅，美國宏觀經濟形勢呈現出不確定波動，而公司部門的微觀業績繼續得到改善和恢復。連續的量化寬松政策使得利率水平一直穩定在最低的水平上，這不僅降低了財政部的國債利息負擔，同樣也改善了公司部門的融資環境。然而，從2011年中開始，隨著宏觀經濟環境的好轉，公司的經營環境雖然得到了改善，但是企業經營業績卻失去了繼續增長的勢頭。
毫無疑問，公司部門微觀經濟的狀況最終取決于企業的效率。目前不論是從非農企業人均產出還是從小時產量來看，在經歷了危機后的短暫反彈以后，自2011年以來，季度同比增長率一直處于低位，造成了企業效益增長的停滯。
外部經濟的影響
自2010年美國的出口增長率躍上兩位數以后，一直持續到了將近兩年，但是，從2011年11月以后，出口同比增長跌回到一位數，并且維持了一路陰跌的走勢。按照這樣的速度，要實現出口倍增計劃前途非常渺茫。歐洲等發達經濟體債務纏身，新興市場增長減速，無疑都制約了美國出口的增長。
相比暗淡的出口情況，美國進口的衰減程度更嚴重，2013年的前7個月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美國經濟與2009年已經完全不同，不僅走出了衰退，而且在國內消費需求的支持下宏觀形勢逐漸趨于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進口出現停滯顯然是不正常的。事實上從2013年以來，美國制造業的出貨量則大體保持了與國內零售額的同步波動。這種情況意味著美國的再工業化即使沒有推動出口，至少減輕了國內市場對進口的依賴。
與貿易渠道相比，美國作為全球重要的金融市場，金融項目下的資本流動對美國自身和全球經濟的影響更重要。在2012年初凸顯的歐洲主權債務風險逐漸平息以后，美國私人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也隨之恢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美國開始變現在海外銀行和券商的債權撤回國內。而外國投資者在美國投資方面，2012年第2季度一度出現了罕見的回流，但是在此后的4個季度中又恢復了流入狀態。其中，官方資本的主要流入方向還是美國國債，但是在2013年第2季度也出現了減持，暗示著美國經濟的內在不穩定性。
結論
盡管在過去的一年中，美國經濟經歷了財政懸崖和全球經濟放緩的沖擊而表現出一定的波動，但是作為美國經濟重要支撐的私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體保持了穩定，體現了美國經濟的內在穩定性在增強。與此同時，稅收增加和支出縮減使得美國的財政狀況出現了好轉的跡象；公司部門的盈利水平雖然沒有明顯增長，但失業率繼續下降；出口放緩的同時進口也出現下降，對經濟增長呈現出中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對美聯儲縮減量化寬松幅度的預期不斷上升。
在近期美國經濟增長面臨的不確定性主要包括：第一，美聯儲縮減量化寬松的幅度、進度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第二，全球經濟，特別是在美聯儲縮減/退出量化寬松以后，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及其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我們認為，美聯儲對縮減量化寬松幅度的態度將是審慎的，會綜合考慮退出時機和國內外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