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周期與經濟轉型期疊加時，往往更容易出現金融順周期行為下的逆向選擇，從而降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結構轉型的效率與能力，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

　　隨著我國宏觀經濟增長放緩，金融市場風險加快暴露，我國金融機構的順周期行為有所顯現，突出表現為對信用風險較高的中小企業放貸意愿不足，對盈利能力薄弱的制造業投資項目興趣下降。當前我國制造業和小型企業的融資需求相對旺盛。據央行2013年四季度銀行家問卷調查報告，制造業貸款需求指數較上季度提高0.9個百分點，小型企業貸款需求指數較上季度提高0.6個百分點。但在金融機構順周期行為下，金融支持難以適應經濟轉型需要，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制造業，特別是影響了中小型制造業企業的穩定。2013年12月，我國制造業PMI為51%，較上月回落0.4個百分點;其中，小型企業PMI為47.7%，較上月下降0.6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經濟轉型期金融機構順周期行為下的逆向選擇更為顯著。

　　首先是資金繼續在房地產領域聚集。2013年9月末，全國房地產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9%，高出各項貸款增速4.7個百分點;其中，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同比增長21.2%，高出各項貸款增速6.9個百分點。原本過去較長時間內的房地產業虛假繁榮已經引發了經濟結構難題，而金融的持續支持，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復雜性與困難度。

　　其次是資金在虛擬經濟內空轉。金融同業資產與負債的過度擴張，是虛擬經濟非理性繁榮的典型證據。從2010年6月到2013年6月，我國金融機構同業資產余額年均增長32.7%，比同期貸款余額年均增速快了17.6%;同業往來的負債余額年均增長24.4%，比同期存款余額年均增長快了10%。金融中介本質上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同業之間的往來交易往往是滿足清算以及臨時性資金需要。但過去幾年我國金融同業資產負債的非理性發展，已引發了資金在虛擬領域空轉的巨大難題，進一步凸顯出我國金融機構經營的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問題。

　　再者是金融機構存在規模擴張路徑依賴。2005年，我國銀行體系運行的主要特征是“惜貸”，新增貸款規模明顯縮減，以應對“產能過剩”治理。但最近幾年金融機構普遍存在規模擴張沖動。即使宏觀經濟增長放緩，產能過剩加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增大、房地產泡沫增大，也難以改變金融機構經營上的路徑依賴。部分金融機構在存貸比接近金融監管上限時，通過影子銀行業務的復雜設計與運作，將表內的銀行貸款轉化為表外的融資業務，以獲得經營利潤增長，埋下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隱患。在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后，央行適度干預、調節貨幣市場的流動性，以減少過去幾年巨額貨幣供應增長可能對實體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但部分金融機構在流動性鏈條繃緊情況下不去主動調整同業資產負債結構，反而企圖繼續獲得央行的流動性支持，與央行貨幣政策意圖完全背離，從而產生巨大的逆向選擇問題。

　　客觀分析，產生金融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金融機構還難以完全適應市場經濟，激勵與約束不匹配，風險承擔能力較弱，道德風險突出。激勵短期化，風險暴露滯后，容易引發金融機構規模擴張沖動，帶來較大負外部性，從而逼迫央行和政府買單，經營風險也得以轉嫁。可見，經濟轉型期的金融逆向選擇問題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既得利益與改革的激烈博弈。

　　改變金融的逆向選擇，必須遵守市場規律，培養合格的市場經濟主體。第一，要將風險引入金融機構激勵制度模型中去，經營管理層績效不僅要反映當期業務擴張，還要真實反映當期與下一期風險;第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對于經營不穩健的金融機構，要約束其規模擴張上限，限制部分業務拓展;第三，將信貸政策做實，充分利用財政杠桿，增加財稅優惠，全力增強金融機構支持創新、制造、中小微企業的積極性;第四，完善金融機構退出機制，提高風險自擔能力，防止經營風險向央行或政府傳導與轉嫁，該破產、該退出的，堅決破產與退出，決不手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