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負面清單是個不錯的切入口。北京也是這么想的。

　　在此次“京味兒”改革57條中，北京提出要“研究制定與首都城市性質功能和人口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匹配的負面清單”。

　　負面清單可謂是在2013年暴得大名。在中美BIT第九輪談判中初為眾人曉，在上海自貿區的改革試水中引人側目。如今北京接力，負面清單的理念猶如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勢不可擋。

　　今后，北京將負面清單張榜公示，市場上的各類經營主體，無需“跑部”，依據法律自由平等地進入清單之外的領域，北京歡迎什么產業，抵觸什么產業，拒絕什么產業，一目了然。

　　正如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在“兩會”期間所言，“耗能、耗水、用工多等高投入低產出的企業，北京已難以承受，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將這些企業轉移出去。拿批發市場來說，根據相關研究，北京就業人口中，每100個人就有11.6%集中在批發零售行業，這個比例過大，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因此，需要予以淘汰部分市場。今天不“騰籠換鳥”，只會讓環境更加不堪重負，明天終究還是要“騰籠換鳥”。

　　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負面清單，本身就是北京經濟轉型思維的具體體現。在此之前，北京狠下心來對汽車限購，是咬著牙承擔了GDP損失的。從今以后，北京同樣狠下心來對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擺手，是“不惟GDP”思維的進一步延續。畢竟，北京是有著明確功能定位的城市，大而全的城市發展思路當斷則斷，跳出GDP的思維空間，才能發現城市發展在大而全之外，還有高大上。

　　我們對于負面清單的理解，如果僅僅止于助力首都“騰籠換鳥”，便是對負面清單大材小用了。負面清單旨在限權，減少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接觸點，也就是可能的尋租點。很多時候，政府“有形之手”一不注意就變成了“閑不住的手”，原因就在于政府與市場邊界的模糊，權力往往就不由自主地膨脹。有了負面清單，企業不用揣摩政府部門的心思，鉆研捕鼠術，而不是獲取捕鼠的特權。

　　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找到市場功能和政府行為的最佳結合點，從而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固然是我們竭力在做以及繼續要做的事情。但設計出一個制度，將這種邊界鞏固下來，讓那些“揣著明白裝糊涂”的權力越不了界，是同樣重要的。負面清單就是這樣一個制度。

　　負面清單是個好東西，是“法無禁止即可行”的制度實現形式。但這個清單宜粗不宜細。

　　如果變得冗長，變得巨細靡遺，就讓這個“好東西”打了折扣。清單之外一定得是廣闊天地大有可為，企業的心情一定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否則就像一棟大樓把門打開了，可是里面的房間紛紛鎖著門，想要找到一間不上鎖的房間不容易。畢竟，政策設計者和市場都是一樣的想法，期待負面清單能夠實現“騰籠換鳥”，而不是成為鳥籠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