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需求、內部刺激，都只能帶來短暫的增長快感，而不能引致長期可持續的增長。經濟規模越大、開放程度越高的經濟體，內生動力的重要性就越大。美國經濟的強大并不是因為政策調控給經濟增長提供了多少助力，而是經濟借助危機實現了發展模式轉型。美國從來不是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但在具有可比性的發達國家中，美國經濟一直具有領先性，未來這種領先優勢還將進一步擴大，而美國政策的霸權影響還將以另一種形式增強。
門檻門檻，邁不過去才是檻，邁過去就變成了門。2008年以來，美國經濟一波三折、先抑后揚的表現充分表明，次貸危機不僅沒有給美國經濟二戰結束后的黃金時代劃上終止符，反而打開了一扇機遇之門。穿過這扇門，美國經濟正帶著過去繁榮的積累和危機涅槃的收獲走向一片強勢復蘇的新天地。確切地說，美國經濟自2012年初就顯露出周期性領跑的強勢，但直到最近，后知后覺的市場才從全球經濟多元化的一簾幽夢中驚醒過來，赫然發現美國經濟展現出令人熟悉的強大姿態。
當前，美國經濟再崛起已成共識，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美國經濟的未來會怎樣強大，又何以強大?筆者以為，答案在于：增長不求人，模式漸平衡，霸權今猶在，底蘊明更深。美國經濟的強大并不是因為政策調控給經濟增長提供了多少助力，而是經濟借助危機實現了發展模式轉型。
這個世界上，唯一值得依靠的，只有自己。外貿需求、內部刺激，都只能帶來短暫的增長快感，而不能引致長期可持續的增長。對于經濟規模越大、開放程度越高的經濟體，內生動力的重要性就越大。美國從來不是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但在具有可比性的發達國家中，美國經濟一直具有領先性，未來這種領先優勢還將進一步擴大。利用IMF的預測數據估算，2013年至2018年美國經濟年均增速依舊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25個百分點，但較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高0.66個百分點，領先幅度較1980年至2012年間大幅提升了0.53個百分點。據筆者測算，2011年至2012年，美國經濟內生增長力度就已明顯恢復，剔除庫存、貿易和政府支出影響后的美國經濟內生增長力度分別為2.55%和2.37%，2013年三季度則為2.25%，不僅較危機期間2008年、2009年的-1.54%和-4.17%明顯改善，甚至已高于新世紀以來1.6%的平均水平，并接近1930年至2012年2.5%的歷史平均水平。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經濟發展的模式失衡一直為市場所詬病，由此，發展模式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不僅變成美國在危機期間面臨的重要挑戰，也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核心主題。從危機演化5年多的歷程和結果來看，大部分經濟體、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并未能有效實現發展方式轉變，而美國的模式轉型卻已取得了明顯成效。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儲蓄—投資失衡得以緩解。根據IMF的數據，2012年，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的缺口占GDP的比重為3.03%，大幅低于危機爆發前2007年5.02%的階段性高點，并低于新世紀以來平均的3.97%，接近1980年至2012年2.99%的歷史平均水平，2013年至2018年該指標預測均值也僅為3.2%。其二，貿易失衡得以緩解。據IMF數據，2012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比重為3.03%，較危機前2007年的5.06%大幅改善，2013年至2018年該指標預測均值為3.2%，也低于新世紀以來4.3%的均值。其三，財政失衡得以緩解。2012年，美國財政赤字的GDP占比為8.49%，較危機高峰期的2009年下降了4.85個百分點，在美國財政鞏固硬約束不斷顯現的影響下，2013-2018年美國赤字率有望漸次降至4%左右。其四，能源供需失衡得以緩解。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1年，美國人均能源消耗量為7069千克油當量，較世紀初的階段性高點下降了12.26%，美國能源消耗和供給之間的缺口為2.77億噸油當量，較2005年的階段性高點下降了40.32%，隨著以頁巖氣革命為代表的新能源戰略的踐行，美國能源供需失衡有望進一步改善。
次貸危機以來，霸權穩定論受到極大質疑，越來越多的市場人士認為，多元化不僅是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也是一種穩定的組織形式。但事實卻是，多元化共識剛剛形成，美國經濟就呈現出再崛起的強勢，多元化大勢尚未穩定下來就被霸權恢復所動搖�？v觀五年來的危機演化，美國經濟、金融霸權并未受到根本打擊，甚至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加強，反而將美元最強勁的對手——歐元置于困境，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依舊穩固。根據BIS的數據，2008年，國際債務工具發行中以美元標價的比例從2007年的42.5%降至28.4%，但2009和2010年該比例迅速反彈至49.8%和74.4%，甚至超過了危機前，而2010年歐元標價的比例則從2004年最高的58.3%大幅跌至19.6%。此外，美元在貿易結算和外匯交易也始終扮演著類似的核心地位。美國貨幣政策的外溢性影響悄然加大，危機期間美聯儲連續三輪QE政策操作，在為本國經濟復蘇創造了良好貨幣環境的同時，也加大了其他經濟體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并最終導致包括歐洲央行在內的大部分其他央行都在危機期間出現了先松后緊再松的政策反復，加大了這些經濟體經濟復蘇的曲折性和波動性。而2013年以來美國QE政策的退出又帶來了國際資本回流美國的虹吸效應，美國政策的霸權影響又以另一種形式加大。最后，借由經濟強勢復蘇帶來的底氣，一系列國際金融秩序改革的路徑選擇和區域性經貿協議的簽訂很大程度上依舊按美國熟悉并偏好的模式和方向在悄然推進。
短期的經濟強大需要把握機遇，長期的經濟強大則需要培育底蘊。經濟發展的底蘊就在于全要素生產率，決定經濟大周期的，不是房地產行業、庫存或宏觀政策，而是科技進步和微觀崛起。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2013至2023年，美國潛在勞動力生產率有望實現年均1.67%的增長，增幅不僅高于危機期間的0.95%，還高于1980年至2012年間的1.5%;美國非農商業部門潛在全要素生產率則有望實現年均1.25%的增長，增幅高于危機期間的1.24%和歷史平均的1.11%。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加速提升的動力來源包括：再工業化的持續推進，技術創新實力蓄勢提升，信息行業高速發展。
未來，美國經濟盡管面臨著長期失業率高企、高科技出口比例下降、勞動力市場僵化等一系列風險因素的挑戰，短期內甚至還面臨著經濟增長強弱的壓力測試，但憑借底蘊、積累和創新，依舊有望在全球新產業革命的推動下實現可持續的強勢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