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重前行的中國金融界假如不能因應全球金融競爭生態業已發生的微妙但極具戰略意義的變化，不僅將使中國在未完成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改革的情況下，即被迫加入到新形態的全球金融競爭環境中，更有可能由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累積而拖累經濟轉型步伐。因此，在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資本跨境流動同時，金融改革當以培育銀行業的核心競爭能力為突破口，以培養和造就戰略性金融人才為杠桿，著力提升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配置水平。
歷時20年的中國金融改革，2013年終于到了打開全面升級時間窗口的關鍵時點。
回望從1993年國務院做出《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拿出的關于金融改革的一系列清單，既反映出中國金融改革在過去20年中一步步推進所取得的顯著進步以及中國整體金融競爭水準的提升，也凸顯中國金融改革面臨的諸多約束瓶頸，以及在經濟發展到了新階段后鍛造金融競爭力的迫切性。
因此，從時間序列來看，經過了35年急速趕超式樣的經濟大發展，我國已初步實現了制造業大國與貿易大國的目標，若要在此基礎上提升在全球產業與資本價值鏈高端環節的分工獲益程度，就不能不借鑒先行工業化國家金融發展的一般路徑，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實現產業與資本強國的目標。
只是真實世界一般很難兌現靜態的假定。環視全球，如今呈現在我國金融界面前的，是一張日漸詭異與殘酷的金融競爭地圖：過去5年來，作為全球首席金融強國的美國，在經歷了由次貸危機釀成國際金融危機狂風驟雨后，已初步恢復了金融活力與金融主導力。不僅如此，對全球經濟競爭與金融生態變遷洞若觀火的美國，還通過力推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正在全力整合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力量，以求重新構建以美國國家利益偏好為導向的全球貿易與投資新規則，最終目標是形成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軀干，以TPP和TTIP為兩側聯動的“一體兩翼”的兩洋戰略，以此打造新的“貿易高邊疆”，并以貿易為依托，支撐新形態的“金融高邊疆”構建。
事實上，在美國主導下，今年10月31日美聯儲、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日本央行、瑞士央行和加拿大央行之間實現了貨幣互換不再設定期限與限額，既可隨意互換，又無幣種差別。換句話說，按照此協議，全球六大央行均可用六種貨幣，向本轄區內的機構發放六種貨幣的貸款，進而構建了某種意義上的超級貨幣聯盟。顯然，上述兩大“高邊疆”的構建，其戰略考量，早已不是以促進全球范圍內的貿易與金融要素自由流動為出發點，而是在整固美、歐、日貿易與金融力的同時，排擠與削弱近年來積極擴充行為邊界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的金融力量，迫使中國等能挑戰美、歐、日霸權的新興經濟體“二次入世”，進而重新切割全球金融版圖，牢牢占據全球頂層分工中最核心的價值鏈。
面對這樣嚴峻的國際環境，負重前行的中國金融界假如不能因應全球金融競爭生態業已發生的微妙但極具戰略意義的變化，不僅將使我國在未完成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改革的情況下，即被迫加入到新形態的全球金融競爭環境中，更有可能由于國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累積而拖累經濟轉型的步伐。
上月落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金融改革與轉型提出了明確任務，預計隨著后續相關改革細則的出臺與漸次落實，中國金融有望邁出對內開放、對外改革的實質性步伐。問題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金融改革清單，其任何一項可以說都是說易行難的系統性工程，難度系數極高。例如，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已喊了多少年了，至今仍然還有太多的瓶頸需要克服，有種預計，僅僅是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就可能需要5年乃至更長的時間。至于極為重要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央行盡管有了非常明確的三步走方針：近期目標是建立健全自主定價機制，取消貸款利率下限;近中期目標是形成較為完善的市場利率體系，健全中央銀行利率調控能力;中期目標是全面實現利率市場化，使央行形成通過政策利率來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而且周小川行長早已承認：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條件基本具備，但一般估計這項改革會遭到國有控股銀行或明或暗的抵制。誰都知道，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利率市場化之爭，實質就是國有銀行享有的制度紅利存廢以及延續之爭。在金融創新方面尚處于求學階段的中國銀行業，其賴以盈利的“金飯碗”靠的就是固定存貸差。也正是有了這個盈利王牌，才使得主要國有大銀行對加息根本不在乎。因為信貸需求的任何下降，都可以被更高的利差所抵消。最近十年，凈利息收入在我國銀行業的利潤構成中一直占60%以上。2012年，中國農業銀行實現凈利息收入3418.79億元，占營業收入的80.4%。其他股份制銀行凈息差收入占總營收比例則超過90%。可想而知，國有大銀行怎么舍得去打破這個“金飯碗”?
而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便是必由之路。盡管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層級，甚至可以降低外儲風險，但究竟該如何打磨這把雙刃劍，顯然需要超級智慧，尤其需要配套支撐體系的構建。
另一方面，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必須格外小心資產泡沫膨脹之后引致的系統性經濟風險。如若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局部風險的擴散和累積將有可能演變成系統的經濟與金融風險，而民生福利和財富增長的不協調問題已不再局限于經濟領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對策，很有可能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定時炸彈。
形勢逼人，在全球金融面臨大洗牌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已別無選擇，迫切需要總結以往金融發展的經驗，鏡鑒美歐金融業教訓，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競爭的未來生態，以盡早成為能全方位參與金融分工的種子選手。為此，以市場化為導向的中國金融改革，在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資本跨境流動同時，當以培育銀行業的核心競爭能力為突破口，以培養和造就戰略性金融人才為杠桿，以提升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配置水平為目標。通過金融業國際化和全球市場聯動將行為觸角伸到美歐發達經濟體，一方面是要成為維護我國金融主權的力量工具，另一方面是經由市場化操作或隱形操作形成組合影響力，即中國版的“金融資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