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既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在關鍵經濟領域真正實施深層次改革的啟幕之年,也是中國經濟改革35年來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全面切換的關鍵之年。中國經濟要在更高層級上啟動新一輪增長周期,亟須以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行為空間受到切實保護,讓政府規制真正成為構建競爭性市場體系的切實保障。
國家改革經濟學初步形成
在即將過去的2013年里,新一屆中國執政團隊留給中國和世界的最深刻的印記是:第一次全面展示了升級版的國家改革經濟學。
升級版的國家改革經濟學,以被有關學者稱之為“李克強經濟學”的新一屆政府改革思路為邏輯起點,經過大半年的探索和不斷汲取改革智慧,以11月份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初步標志,在確立了總體改革思路基礎上,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涵蓋15個領域的16項、60條決定的具體改革措施和操作路徑。其改革范圍之廣、改革決心之大,堪稱21世紀以來各國經濟改革進程中的最大亮點。其中最具指標意義的是,中國第一次在最高層面上確立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而非基礎性作用。筆者判斷,如果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能夠緊緊圍繞這個中心環節,則中國不僅將在2020年左右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且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國家,而且以美歐日本為代表的工業化國家在最近幾年承認中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也是非常自然的邏輯延伸。
筆者認為,業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要通過內生性的增長動力釋放及參與全球頂尖層面的要素分工,來求得經濟在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可持續增長,沒有一套契合中國經濟發展邏輯的國家改革經濟學是不可能實現上述目標的。顯然,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改革經濟學,肯定將借鑒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中的合理“內核”以及主流經濟學最新發展成果,但絕非簡單套用,而是在深刻總結35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通過系統性改革來搭建競爭性市場體系,以此激活市場主體的營商稟賦。
貽誤改革將加大邊際成本
回顧中國經濟改革35年的歷史,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是中國經濟改革是在沒有現成理論指導下不斷探索的漸進式改革,而且長期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國有企業改革,可以說,國家在國企改革領域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作為全世界公認的最具難度的改革,國企改革迄今為止尚未有很好的參照系可供中國借鑒。而中國以放權讓利為整體思路的改革確實在相當大程度上調動了各個層面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也由此激活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不過,整體而言,盡管中國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來倒逼改革的做法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市場化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中國要過渡到真正的市場經濟迄今只是走完了一小半的路程。很多關鍵性領域,例如資源性產品領域以及電信、鐵路、金融等行業,并沒有市場化或完全市場化。在土地、林權等各項資源、包括其他沒有進行市場化改革的行業之中,還存在著巨量的資源沒有投入到市場中來。而由于上述相關領域改革的緩慢或者相對停滯,導致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遲遲未有突破性進展。
而當增量改革的紅利釋放殆盡,亟須通過深層次的存量改革來啟動中國經濟的新增長周期時,橫亙在改革者面前的則是阻礙力量相當巨大的既得利益者。這就是當前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的最大約束。而如果不下定決心進行存量改革,繼續在增量改革的道路上行走,不僅將加大經濟轉型成本,更有可能使得中國經濟在失去比較優勢之后又錯過了打造競爭優勢的時間窗口。
今日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面臨的諸多復雜問題也為富有責任感的中國經濟學家們提供了極好的研究樣本,更為富有擔當感的新一屆政府提供了解決深層次問題的難得機會。筆者曾說過,中國經濟面臨的中長期性風險,根本而言,并非來自于外部的戰略打壓與競爭擠壓,而是本屬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統性經濟風險有可能吞噬經濟發展成果。綱舉才能目張,決策層唯有以好的市場經濟秩序為參照系,以時不我待的決心全面推進系統性改革,加快經濟戰略轉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長期發展瓶頸。否則貽誤改革時機將顯著加大改革的邊際成本。
做好存量改革的戰略部署
2014年既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在關鍵經濟領域真正實施深層次改革的啟幕之年,也是中國經濟改革35年來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全面切換的關鍵之年。中國經濟要在更高層級上啟動新一輪增長周期,亟須以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行為空間受到切實保護,讓政府規制真正成為構建競爭性市場體系的切實保障。
如今,中國經濟關鍵領域的改革路線圖早已掛在墻上,當務之急是如何通過有效的執行機構來貫徹和落實上述改革措施。而從這些年的改革歷程來看,當前亟須破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非合作性博弈,亟須通過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使得像發改委這樣極為重要的改革部門真正發揮改革中樞作用,還要破除影響力強大的國有經濟部門對深層次改革的阻滯。在上述關鍵性問題解決之后,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市場其決定性作用的主導地位轉變以及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的確立,才有現實可能性。至于適應經濟轉型所需要的政績考核制度改革,以及市場高度關注的簡化投資審批和商業注冊手續,降低私營部門參與醫療保健行業的門檻,擴大養老金和醫保覆蓋范圍,允許設立民營銀行,擴大營改增和資源稅改革范圍,推動極為敏感的利率市場化改革,落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產市場秩序清理和相關改革,等等,都是決策層在2014年完全可以有所作為的改革領域。
如果能夠進一步完善后續改革方案并顯著提升政策執行力,則中國經濟改革在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切換過程中將迎來里程碑意義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