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并提出了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等一系列策略，從多個方面推進城鎮化從速度型轉向質量型。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以前的城鎮化，某種意義上是半城鎮化。兩億多農民工來到城市工作生活，但大部分人無法享受包括醫療、養老等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與市民之間存在較大的基本福利差距。2012年，戶籍城鎮化率只有35%左右，遠低于常住人口52.57%的城鎮化率。十八屆三中全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放在突出位置，必然會影響接下來的具體改革政策，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破解長期存在的“半城鎮化”局面，推動農民工市民化。

　　這次全會的一個重要理論創新，是將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從基礎性提升為決定性，這有利于構筑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城鎮化發展格局。之前的城鎮化，出現不少“空城”、“鬼城”，地方政府的各種隱性債務也較高，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有形的手”干預過多，干了很多本應由市場干的事情。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需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松管制，對應在城鎮化領域，則會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到之前主要由政府主導的各種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投資和運營中來。另外，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地位確立，有利于產業的發展和繁榮、宏觀經濟的整體向好，從而為城鎮化提供最關鍵的產業支撐。

　　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但要將潛力變成真正的內需，必須提升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國民的消費能力。當前農民的收入偏低，在工資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方面與市民有較大差距，也意味著有較大提升空間。這次全會提出，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這就將使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有一個可預見的提高。同時，新政策鼓勵農民從農業進入到工業或服務業工作，必然會提高農民的工作報酬，實現更高的工資性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說，城鎮化必定會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內需所在。

　　全會還提出，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這意味著財稅體制將更有利于城鎮化走質量型路徑。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后，會減少地方政府財力平衡的壓力。通過財稅制度改革，讓地方城市政府有了可持續的稅收來源，也可以避免他們對土地財政的嚴重依賴，改變之前土地城鎮化遠快于人口城鎮化的局面。通過財稅制度改革，也可以激勵地方政府將城市打造得更宜居，吸引更多人來居住，從而擴大稅源。

　　城鎮化本身就是一種微縮的改革挑戰，與全面深化改革的大進程息息相關。有理由相信，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精神得到全面落實，中國必將實現質量型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