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國務院正式頒布《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下稱《規劃》)的次日，美國聯邦法院批準了底特律破產保護的申請。雖然兩者在時間上不存在必然的關聯，但卻指向同一個值得反省和深思的目標：一座城市如何避免隨著資源或產業的枯竭而衰落。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作為一面鏡子，汽車城底特律可以照進中國許多城市的現實。這，也許是高層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并頒布《規劃》的良苦用心所在。

　　財政負債大大超過償還能力，無疑是壓垮底特律的“最后一根稻草”。資料顯示，底特律負債規模185億美元，財政赤字高達3.26億美元，而在這方面，我國的許多城市有著同樣的內傷。據國家審計署發布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公告》，在11個省本級和13個省會城市中，有4個省級和8個省會城市債務增長率超過20%，另外9個省會城市債務率超過100%，最高的達219.57%。從絕對數額看，目前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高達近11萬億元，這其中主要表現為城市政府的負債。更讓人憂慮的是，在我國，政府一向被認為具有無限的信用，因此，盡管有的城市地方政府債臺高筑或資不抵債，但依然能放開膽子舉債融資，其中僅2013年以來地方政府旗下的投資公司就發售了3673億元人民幣債券，同比增長一倍之多。倘若加上過去發售的地方債，其數量更是驚人。地方政府負債累累，長此以往，這些城市到底有多少承受力?

　　汽車產業在底特律的經濟構成中占比達87%，因此，底特律長期飽受單一產業結構的困擾，我國許多城市也存在著類似的風險煎熬。在內蒙古的鄂爾多斯，作為單一產業的煤炭業曾經使該市創造出人均GDP與香港媲美的奇跡，然而，當煤炭業風光過去之后，鄂爾多斯瞬間陷入財政困境，甚至連公務人員的工資也須向企業“化緣”。無獨有偶，湖南的資興、耒陽和冷水江三座城市都曾依托當地煤炭資源笑傲毗鄰，但隨著資源漸漸枯竭，三地經濟結構迅速失衡、失業和貧困人口速增。據納入國家發改委跟蹤目標的262個資源型城市的資料，這些城市礦產資源開發的增加值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在25%左右，比全國的平均水平高了一倍多;而它的第三產業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了12個百分點。如此“一業獨大”或者“一礦獨大”的產業格局，不僅產生了擠出效應，導致其他接續替代產業滯后，而且一旦資源開發接近枯竭以后，就會出現“礦竭城衰”的現象。后果已非常嚴重。國務院分三批界定的全國69個資源枯竭城市中，合計人口只占全國的4%，但棚戶區占了全國的四分之一，失業礦工占全國采礦從業人員的十分之一，低保人口也占全國的十分之一，需要治理的沉陷區占了全國的三分之一。

　　借助于城鎮化戰略的啟動，在城鎮化等于房地產化思維的驅動下，我國地方政府做大城市規模的決心與意念與底特律市政府相比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鄂爾多斯，政府奉行大資金、大建設、大投資的模式，一個人口不足6萬人的康巴什新城最終新房空置率高達97%，以致美國《時代》周刊將康巴什描繪為一座“鬼城”。據媒體報道，像鄂爾多斯那樣的“鬼城”在今天的中國有12座，其折射出的是地方政府貪大求快、急功近利的傳統GDP思維。

　　城市從來不是建造出來的，如果沒有產業和人支撐，即便聘請最一流的設計師，建造最好的大樓和別墅，也不過是一座“鬼城”。特別是當城市已衰敗、空間剩余時，試圖用進一步建造和城市更新來將它激活，導致的不過是更多空間的閑置、更多土地以及基礎設施的浪費，留下來的也只有一個債臺高筑的政府。

　　底特律破產，雖然映襯的是當地財務狀況的惡化以及物態資產的貶值，但其實質是美國產業更替的寫照與標尺。過去30年，受制于高成本與能源資源稟賦約束的美國制造業由盛及衰，金融危機更加速了傳統工業城市的破產進程。但美國到底是美國，雖然有底特律等老工業城市形成的“生銹地帶”，卻更有海岸地區生機勃勃的“陽光地帶”，在本國制造業衰退過程中同時也展開了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從這個意義而言，底特律破產更像是美國經濟調整的產物。

　　同樣，伴隨著我國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優勢的喪失以及外圍競爭壓力的增大，我國制造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沖破固守制造業的思維窠臼，尋找新的產業業態并驅動制造業的升級，也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動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