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上的躊躇和猶豫，另一個根源在于農業與糧食問題。現行農業政策抬高了國內糧價，破壞了環境，既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也損害了城市居民的福利。這個政策體系目前似乎還打算維持下去。

　　土地流轉為什么不敢完全放開呢?原因在于，一些官員擔心，一旦完全放開，因為耕種土地的收益太小，抵不上賣地的收益，農民會大量地放棄耕作，致使糧食產量驟然下降。有這種擔心的人，實際上或多或少地明白我國農業的弱點何在。那么，是不是因此就不應該搞流轉呢?恰恰相反，筆者認為，土地流轉才是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本辦法。首先是農業要脫離現有的行政體制、實現企業化運作，國家不再給農民下達定購任務。自由運作的農業企業，在拿到耕地以后，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很可能將會采取削減投入而不是增加投入的方法。投入減少了，產量可能有所降低，但成本降得更快，利潤于是就會增長。農業利潤的增長，將會提高耕地的價格，阻止城市與工礦企業擴張活動中的低效行為，使不同用途土地的價格最終達到平衡。耕地的價格要能夠反映出我國耕地的稀缺程度，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地價扭曲的途徑，也是從根本上解決糧價扭曲、生產資料價格扭曲、恢復生態以及使我國農業走上長期良性發展軌道的途徑。其他一切的管制和干預措施也都只能建立在這種市場機制的基礎之上，并處于次要和補充的地位。

　　有人可能會說，上述做法減少了糧食單產，這是不可接受的。可是，筆者要說的是，糧食單產的暫時下降，這是向健康狀態的回歸，因此，我們必須準備好接受這一點。另一方面，只要耕地可以帶來令人滿意的經濟效益，土地流轉后節約出來、從而可以復墾的耕地面積一定不會少;兩種因素綜合起來，糧食總產量也就不一定下降。只要決心大，組織得當，土地改革的各方面工作同時全面鋪開，糧食市場不一定會發生大的震蕩。

　　退一步講，即使糧食總產量暫時下降了，也不是大問題，因為我們有糧食儲備和國際市場做后盾。這就牽涉到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即中國人要走出去找糧食。

　　糧食消費的遠景是在現有基礎上翻一倍，國內生產無論如何都是不能滿足的，這兩點至今還未被廣泛認識到。糧食連年增產，糧食進口連年增長，許多人都不明就里;不把它當喜事看待，反而產生了焦慮情緒。實際上，這都是收入增長引起的。收入增長了，思想跟不上，因為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對饑荒的恐懼應當先放一放，政策部門還是抓緊考慮一下怎么樣滿足人民飲食改善的迫切需求吧。

　　現在有一個迷夢要打破，這就是寄望于國內的糧食能夠自給自足。這是一廂情愿的如意算盤。誰要是想繼續在這一點上押賭注，他將會輸得很慘。根源究竟何在呢?答案就是，這是與我國的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搞的是外向型經濟，做的是世界工廠，賺的是全世界的錢，用的則是我們自己的土地和資源。現在，來自外部的收入還在源源不斷地增加，而我們卻想在糧食上閉關自守，這就是做夢娶媳婦——想得美!須知，購買食品的錢是從外面賺來的，貿易平衡的道理要求你就必須向外采購糧食，否則你的國內經濟就會壓力很大，就會很難過。現在我們吃的就是這個苦頭。一定不吃外國糧的辦法有沒有呢?有!就是你停止對外開放，重新閉關鎖國，收入下來了，需求縮減了，自然也就可望自給自足了!問題是，你愿意這樣做嗎?

　　按說，在選擇改革開放的時候就要想到這點。那時候沒有想到，現在調整也來得及。現在要是還不調整，繼續挑戰經濟規律，這就純屬“不給馬兒草，要讓馬兒跑”的路子。

　　假如把這個思想問題解決了，土地改革也就可以“茅塞頓開”了，也就可以放手進行了。我們的糧食要安全，就要優先利用國際市場，而不是優先把國內的資源榨干。優先擠壓自己，自己出了事，向哪里求救呢?所以，我們的做法，完全是讓人家安全，讓人家進退自如，不給人家“添麻煩”，而不是讓我們自己安全。

　　饑荒的原因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三年大饑荒，究竟是國內的因素造成的，還是國際的因素造成的?是農業奉行行政命令造成的，還是農業的市場化造成的?危機發生以后，是調劑余缺的機制很健全而無糧可調呢，還是有糧可調卻未能及時地調劑余缺?市場的分散決策有利于救濟呢，還是把權力集中于少數人之手、全國人民都仰賴這些人的認識與決策水平的體制有利于救濟?是外國不肯賣給我們糧食呢，還是我們自己不肯(或者無力)進口糧食?究竟什么才是確保糧食安全的好體制呢?即使單就糧食產量而言，是市場化的方法生產力高還是行政的方法生產力高?改革開放以來，糧食豐收了，肚子吃飽了，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看來，實踐和實例并不總能教育人。在大家都吃飽之后，現在還是有必要把這些問題拿出來好好地研究、討論和澄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