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驗充分表明，改革總是要付出代價，利率市場化絕不例外。從改革推進理念上看，我國必須要有犧牲一定經濟增長的思想準備，政策搭配應力求減小沖擊、分攤成本，而不能奢望完全化解沖擊;必須要有放緩經濟增速的忍耐性，如在增長壓力下驟然中斷利率市場化的既定進程，打亂改革節奏，很可能導致錯失利率市場化推進的最佳時機，并在長期中受到更大的金融壓抑的負面影響。鑒于改革成本和直接沖擊較大，把握循序漸進的節奏十分重要。
央行行長周小川本周二在第三屆中法金融論壇上表示，近期中國正醞釀更進一步的利率市場化，特別是存款利率市場化，要建立包括定價、報價在內的機制，以便在中期全面實現利率市場化。此番講話打開了市場的預期空間。筆者認為，在利率市場化方面，我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的后來者，借鑒先行者，特別是美國的經驗，決策者可更好地把握利率市場化的推進節奏，并使改革過程中的經濟損失和金融震蕩最小化。
一方面，從微觀角度看，利率市場化未必會導致利差收窄，但銀行業競爭必然加劇，成本管控和綜合化經營是商業銀行險中求生、險中求勝的關鍵。很多人認為，利率市場化必然會導致銀行業利差下降，但美國利率市場化的既成事實并非如此。美國于1986年初最終完成了利率市場化，但FDIC(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權威行業數據表明，美國銀行業NIM(凈息差)不降反升。1986年一季度，美國銀行業的NIM為3.29%，隨后一路升至1992年四季度的4.2%，然后才開始緩慢下降，直到2012年末，還比1986年的初始水平高0.05%。不同規模的銀行的NIM也大多經歷了類似的先漲后跌。2012年末，資產規模100億美元以上、10億至100億美元和1億至10億美元以下的銀行的NIM分別較利率市場化初期上升了0.2%、0.71%和0.33%，只有資產規模1億美元以下的銀行的NIM較利率市場化初期下降了0.52%。美國利率市場化完成后27年的行業走勢表明，利率市場化并不會導致凈息差的立刻收縮，即便在長期內，利率市場化也并不必然帶來凈息差絕對水平的下降。而小銀行傳統業務經營受到利率市場化的挑戰可能要大于中型和大型銀行。
那么，造成美國凈息差不降反升的原因是什么?進一步的數據結構表明，生息資產收益率并非沒有下降，而是下降了很多，1986至2012年，美國銀行業生息率就下降了6.76個百分點，而同期凈息差不降反升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息資產付息率下降幅度也很大，同期達到了6.81個百分點。可見，利率市場化的確會加劇市場競爭、特別是貸款的價格競爭，而能生存下來的并非那些在資金吸收上打價格戰的銀行，而是能有效降低融資成本并提升資金運營效率的銀行。
當然，一味降低資金成本，也只是守成之舉，避免陷入傳統業務上的惡性競爭才是生存發展的關鍵。筆者利用FDIC的數據測算，1986年至2012年，美國銀行業非息差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從12.04%上升至33.79%，實現盈利結構多元化才能獲得生存發展的機會。
利率市場化促進了銀行業的優勝劣汰，今年一季度，美國銀行業資產收益率(ROA)為1.12%，較1986年一季度上升了0.4%，同期，資產規模100億美元以上、10億至100億美元和1億至10億美元的銀行的ROA分別上升了0.47%、0.37%和0.17%，只有資產規模1億美元以下的銀行的ROA下降了0.09%。
美國經驗顯示，利率市場化并不一定會導致凈息差的收窄，但毫無疑問，銀行業的市場競爭會加劇。在動蕩環境中，只有堅持順勢而為、成本集約、多元盈利和創新發展的銀行，才能在殘酷競爭中生存下來，并獲得更好的成長機遇。與此同時，作為一定程度上具有規模效應的資本密集型行業，小銀行未必船小就好掉頭，由于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小銀行需要具有更強的創新意識才能在利率市場化后的行業洗牌中占據一席之地。
我國在股份制改革之后，銀行業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盈利能力大增，并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快速崛起。按英國《銀行家》雜志今年公布的“全球千家大銀行排名”，以一級資本排名，中資銀行首次占據榜首，在前十大銀行中斬獲四席。但中資銀行的盈利結構較為單一，以非利息凈收入在總凈收入中的占比計，四家進入今年前十位的中資銀行的綜合化率僅為21.5%、23.6%、29.9%和19.6%，大幅低于摩根大通的53.7%、美國銀行的50.5%和匯豐銀行的44.5%。由此可見，中資銀行雖然進步神速，但在利率市場化沖擊下，仍需大幅提升盈利多元性，加強創新能力。
另一方面，從宏觀角度看，利率市場化必然伴隨著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業的大幅震蕩，唯有做好相應的政策搭配，保障微觀個體的金融安全，改革才能在震蕩中穩健推進。1986年四季度，美國銀行業未實現盈利的機構占比從年初的14.4%躥升至31.2%;1986年至1992年其間，有1970家銀行倒閉，而在1993年至2013年間，即便暴發了次貸危機，累計也只有604家銀行倒閉。
在銀行大范圍陷入生存危機的背景下，美國儲戶利益受到極大威脅，1933年建立起來的存款保險制度難以應對。美國決策層為此采取了大量補救性政策搭配。一方面監管機構加強了對“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的救助力度，另一方面，美國分別于1982年和1987年通過了兩部重要法案，賦予存款保險機構更大的權力和力量，從體制上夯實存款保險制度。
值得強調的是，無論相應的政策搭配得如何完善，利率市場化始終是一國金融體系傷筋動骨的一場大變革，宏觀增長和微觀福利在大變革中都要承擔顯著的機會成本，甚至是絕對的經濟成本。在1980年至1986年推進利率市場化期間，美國宏觀經濟增速大幅放緩，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僅2.79%，大幅低于此前1960年至1979年間3.95%的平均增速，1980年和1982年，美國經濟甚至還陷入了萎縮困境。此外，同期美國月均失業率高達7.97%。
美國經驗充分表明，改革總是要付出代價，利率市場化絕不例外。從改革推進理念上看，我國必須要有犧牲一定經濟增長的思想準備，政策搭配應力求減小沖擊、分攤成本，而不能奢望完全化解沖擊;必須要有放緩經濟增速的忍耐性，如若在增長壓力下驟然中斷利率市場化的既定進程，打亂改革節奏，很可能導致錯失利率市場化推進的最佳時機，并在長期中受到更大的金融壓抑的負面影響。此外，從改革推進方式上看，鑒于改革成本和直接沖擊較大，把握循序漸進的節奏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