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公布，明確指出要堅持社會化、市場化方向的改革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公務用車實物配給方式，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保留必要的執法執勤、機要通信、應急和特種專業技術用車及按規定配備的其他車輛，普通公務出行實行社會化提供，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

　　公車消費一直是“三公”經費的大頭。據官方數據，2012年中央政府95個部門公車總支出約36億元，占這些部門當年“三公”決算總支出(60.79億)近六成。毫無疑問，采取適度的貨幣化、社會化手段，肯定會降低行政成本。至此，公車改革有了一把標尺。但是，刻度還需要細分。在社會化和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之下，市場仍在等待細節。

　　我們知道，改革的措施越是具體，就越不容易被歪曲和綁架。如果是抽象的表述，那對于相關的利益部門而言，是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解構改革和夾帶私貨的。因此，改革一定是需要細節的。比如說，廢止勞動教養，語意明確，沒有什么轉圜余地，因此令行禁止的可能性就很大。比如說，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來拱衛，以限制一些政府部門的越權，以打開市場發揮作用的空間。越多的細節，改革的輪廓也就越清晰。

　　公車改革亦遵循這樣的邏輯。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對此公眾一片叫好，因為規定的比較明確，限制條件比較清楚，讓相關部門在執行的時候不容易打折扣，不容易推諉。與此同時，對于“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因為“適度”一詞有著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人們就會有所擔心，怕這個“適度”成為一個筐，補貼起來大方無上限。

　　公車改革中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規模龐大的公車存量如何處理。因為根據現行政策，只有省部級以上現職黨政領導才有權配專車，廳局級、縣處級、科級領導只能使用單位的公務用車。此次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并不包括現職省部級領導用車。但各地廳局級以下黨政領導違規配備的專車和公車將被取消。這些從前由省部級以下黨政領導所使用的公車，在條例施行之后將去向何處?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車還在原單位放著，遲早還是會被重新啟用的。因為這個監督起來成本太大，技術上基本不可能實現。

　　如果出現這個情況，那么就會出現一個我們不愿意看到的現象，那就是公車改革的對象，一邊享受著貨幣化的公務交通補貼，一邊又假以時日享受著相對固定的公務車，最后變成了兩方面都不耽誤。因此，公車改革在進一步推行的時候，需要對上述的擔心有個統籌考慮，以更多的改革細節，更多的改革具體措施，來封堵住公車改革被曲解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