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進一步收緊“三公經費”的口子，并將相關規定“黨內法制”化。其中明確規定，公車改革的方向是社會化、市場化，除副省級以上外，取消一般公務用車，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

　　在各地探索十余年之久的公車改革，現在終于有了一個“最終解決方案”，而且是一個公務人員可能不高興但老百姓肯定舉雙手贊成的解決方案。

　　一說到取消一般公務用車，馬上有專家預言公車改革將每年減少財政支出1000億元，節約效果可以說是大大的。經濟賬當然要算，但取消一般公務用車的政治意義要遠大于其“經濟效益”。這種政治意義就是，消除公務人員中普遍存在的特權思想，改變一些領導干部的驕橫心態，糾正公仆與國家主人之間關系的錯位，徹底扭轉領導干部道德標榜與道德實踐脫節的被動局面，使黨和政府重新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戴。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各級干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強有力的領導作用，但由于權力不受監督制約，公權力能夠支配的各種資源越來越多，一些領導干部開始自利自肥。坐車要坐高級轎車，喝酒要喝茅臺、五糧液，辦公樓越建越豪華。特權變成一種事實，特權事實又催生出一套特權思想和一種特權心態，做人民公仆講待遇，履行職責談條件，把人民置于一種尷尬境地。

　　取消公車，當然有經濟上的好處。據一位長期觀察公車問題的專家分析，目前每輛公車平均費用每年在15萬元到20萬元之間。取消公車，改發交通補貼，每年可節省經費超過三分之一，也就是約5萬元到7萬元之間。如果全國公車以200萬輛計，取消全部一般公務用車，每年可節約支出約1000億元。

　　雖然是用數據說話，但相關數據都只是推測或估算，在方法和結論上并不嚴謹。全國公車到底是多少?每輛公車年均“消費”幾何?雖然近兩年國務院多數部委已公開“三公”預決算情況，其中也涉及公車保有量、新購置量和運行費用，但還是叫人有些霧里看花。至于全國的公車消費情況，我們更是不得而知，很可能有關部門也沒個譜，現在來算取消一般公務用車的節約賬，也是空對空。

　　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其最大價值在于政治方面，這比其“經濟效益”實在得多，也好理解得多。現在有些公務人員驕奢顢頇，目中無人，特別是在老百姓面前架子端得大大的，有時候又露出一副潑皮無賴的嘴臉。正如網絡視頻近日所曝光的，吉林省白城市一干部對要求他管事的民眾叫嚷：“我就管這事的，我就不管，怎么著?有能力上中央告去!”這種官架子來自某些領導干部的優越感，而優越感來自公車、豪華辦公樓等特權現實。

　　歷史地講，官員行使公權力需要一定的權威，以獲取行政對象的主動服從。在封建時代，官員通過官服官轎、儀仗、官衙來顯示官威，壓服老百姓。在現代政治生活中，公務人員是人民公仆，通過公共服務贏得人民的認同與配合。但現在很多領導干部高高在上，在民眾面前缺乏號召力，于是試圖以公車、豪華辦公樓來構建權威性。事實證明，這是掌權者追求權威性的歧途。

　　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將把公務人員打回公共服務提供者的原形。在地方層面，公務人員與其他第三產業從業者并無太大區別，公務人員與民眾之間就是一種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清理完特權意識，公務人員面對的就是自己作為公共服務從業者的現實。基于這一現實，公務人員必須調整好心態，懷著一顆謙卑的心，用優質服務贏得人民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