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傳統和當前現實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無疑是最受人期待的。確實，改革目的本身就是要讓最大多數的民眾分享其成果，盡管這個目的需要分階段才能實現，但改革已經35年了，如果再不談分享成果，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在更大背景上，社會主義本質特征之一就是共同富裕，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就是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之一。在此次全會之前北京媒體所作的一次民意調查中，“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最受公眾期待，提及率達79.1%;受訪公眾期待的第二改革領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54.7%的受訪者高度期待。這個調查結果表明，強調共同富裕目標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
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的工資水平近年正在持續上漲，低收入不再是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一項“優勢”。此次全會的《公報》和《決定》數次談及要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決定》第45條“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詳細闡述了社會保障改革的內容。
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特別是擴大中等收入比重和改善社會福利保障勢在必行，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收入上升和福利改善同樣存在兩面性。一方面有助于擴大有效需求;另一方面，超越生產率的過高收入則損害經濟競爭力，過高社會福利和保障不僅有悖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更是對國民素質的腐蝕，從羅馬帝國衰亡到今日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南歐國家”，我們已一次又一次看到了這一點。我們要加快改善大眾生活水平，但不能走竭澤而漁的歐洲式(或曰“希臘式”)道路。
放眼更廣闊的國際背景和更長時間跨度，在一個存在國際人口流動的世界上，過高的社會福利與保障還會對一國民族的存亡構成深刻的威脅。因為過高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減少了外來移民生存的困難，直接激勵了這類移民的增長，特別激勵了惰性較強而自我奮斗精神較差的移民來分享福利蛋糕。荷蘭學者保羅·舍夫和特里·鮑得今年5月在觀察者網座談會上就提及，在歐洲國家接受的土耳其、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第一代移民中，近半數到達歐洲之后并不工作，只是坐吃福利。更致命的是，過高的福利還會激勵外來移民不融入東道國社會，不尊重、不遵循東道國文化傳統和法律，而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運行機制還會激勵本土政治勢力選擇縱容外來移民族群中的好斗者，以便牟取政治私利。于是，外來移民及其后裔人口快速增長，在某些局部已占據多數，海外移民與當地社會矛盾沖突已成近十年來歐洲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
所以，不應對社會福利和保障之類二次分配，只能是一種補充手段，不能期待過高，最重要的還是一次分配。全會公報提出，要“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看出，領導層對上述風險有著清醒的認識。過去十年，中國政府為改善收入分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果說在解決低收入群體脫貧發展上已取得了可觀成績;那么，今后十年措施的重心會轉向做大中等收入群體。為此，更重要的是創造體面收入的就業機會，而非福利保障。
還應該提醒的是，工資和社會福利保障的提高還會給中等收入群體帶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效果，特別是生活服務成本將繼續大幅度上升，國內移民和國際移民對中國城市生活的沖擊也將日益凸顯，國際非法移民的沖擊將尤為顯著，社會各方對此需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2010年中國GDP剛剛超越日本時，我就在《中國金融》雜志撰文《GDP超越日本向中國提出新考驗》，提出中國GDP躍居世界第二“標志著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轉折點，而中國經濟增長和增長模式轉型意味著廣泛而深刻的調整，這種調整將波及許多人的生活方式”，“高收入階層固然不應指望永久維持對自己絕大多數同胞的驚人的收入倍數，就是所謂的中產階層，也不要不切實際地期望在調整中只受益而不付出。”
“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中國城市中產階層居民雇傭鐘點工服務和外出就餐司空見慣，成本也不很高，但這種‘司空見慣’的背后是勞動收入過低;當我們提高勞動收入以推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時，特別是當毛澤東時代遺留的‘人口紅利’因計劃生育而日漸耗竭之時，請我們的中產階層不要不切實際地企圖維持這種目前‘司空見慣’的便利與享受。我們的城市白領們普遍抱怨工資太低，企望自己盡早、盡多地從‘加薪潮’中受益，‘漂’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之類大城市的白領們還對戶籍制度口誅筆伐，期望戶籍制度改革讓自己早日落地生根……這些期望本身無可厚非，但抱有如此期待者們不要指望這一切成為現實后自己的生活成本不會上升，不會在其他許多方面付出代價。”
三年過去了，鐘點工、餐飲、家政等服務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已是現實。希望大家對其他副作用也有充分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