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最龐大的國企集群，中國國企若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確立適合自身發展的基本坐標，又要在全球頂尖層面的企業競爭中捍衛國家利益，當務之急是加緊對標構建競爭有序市場經濟體系的基本要求，盡快完成從“高價值負擔”向純粹市場主體的轉變。為此，政府必須切實尊重市場規律，收回“閑不住的手”，確立理性的政府規制，忍痛切斷與國企之間的臍帶，賦予國企作為市場主體所應有的商業空間，使其真正獲得內生的競爭優勢。
業已邁入深水區的國企改革，注定是必須完成的戰略任務。
從三中全會提出“國有資本”這一概念來觀察，顯然，最高決策層對國企在真實經濟世界或曰中國經濟棋局中的定位已有較為準確的認知。事實上，最近300年來的經濟發展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國企既非資本主義的怪胎，亦非社會主義的專屬品，而是作為普通市場主體的一種真實存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分散模型的波蘭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奧斯卡·蘭格與奧地利學派第三代掌門人、自由主義思想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之間的那場著名的“社會主義經濟大論戰”中，蘭格就承認，社會主義的實際危險是經濟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應付和不能解決合理經濟計算所導致的資源配置難題。而從那之后直到現在的差不多80年里，真實經濟世界的經濟實踐已經多次證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市場經濟要比中央計劃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有效得多。不過，市場同時也向世人證明了這樣的事實：徹底的市場經濟是無恥的。
筆者曾說過，國企既非魔鬼，無需妖魔化;亦非天使，無需過分鐘愛。換句話說，在中國構建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體系過程中，所有圍繞國企改革的目標指向，均應還原國企作為普通市場主體的真實身份，而不是在日趨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強化國企作為特殊群體的利益訴求。
三中全會在推動國企改革方面提供的比較明確的預期則是，國企改革的路徑將是發展混合所有制。這說明一個事實，即作為整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環節，要全面推動在國企領域的系統性改革，依然需要破除相關約束瓶頸。
誠然，如果僅從量化指標來看，盡管沒有人進行過專門的測算(恐怕也無法準確測算)，歷時30多年的我國國企改革，其成本與收益相抵很可能是負數。但不少人在討論中國國企改革的成本與收益時，認為量化指標僅僅只能作為參考。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國企存在和發展的意義實在是太重要了。長期以來，國有企業一直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它的健康狀況如何，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的整體表現乃至社會的穩定，在某種意義上更是社會主義的重要標識之一，直到今天依然占據著中國經濟領域中最具價值鏈的中心環節，盡管到目前為止還很難找到較為準確的國有資產總額及有關數據。但根據國資委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全國國資委系統監管企業的資產總額為69萬億，中央企業在境外資產總額超過4萬億;若加上金融資產，估計不下100萬億。龐大的國企，迄今仍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核心依靠，在2013年世界500強榜單中，排名第四、第五、第七的中石化、中石油和國家電網，均是大名鼎鼎的國企。理所當然的，在某種意義上肩負著國家使命的國企，也被視為中國在關鍵時刻的經濟穩定器。
的確，放眼世界各國，對國有企業投注最大精力的當屬中國了，這不僅因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國有經濟體系，政府無法撒手不管，還由于國企改革問題一直是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一大難題。倘若中國在這個難題上獲得重大突破，則不但具有政治上的意義，還具有經濟學上的非凡意義。有人曾預言，如果中國經濟學家在國企改革理論研究上取得突破，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當順理成章。而中國的國企改革近年來在政府的主導下確也取得了不少進展，部分國企經過大膽改革，沉疴正在逐漸消除，重新煥發出生機，少數國企更將自身打造成了具有相當國際競爭力的行業巨頭，從而增強了政府和民間對推進國企改革的信心。
不過，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30余年的國企改革，成本也是相當巨大的。
因此，當國企改革的時間窗口再度打開時，萬不可錯失。否則，一旦國企在壟斷與暴利的環境中浸潤太久，不僅轉型與改革的動力將顯著降低，而且造成轉型與改革的邊際成本還將大幅上升，甚至利用其在政府與市場中盤根錯節的關系紐帶，影響國企改革的進程與路徑，降低政府對國企規制的取向，進而形成阻礙國企深層次改革的強大利益集團。如若這種格局進一步鞏固，不僅將放大中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而且也使得中國在下一步的全球經濟競爭與產業變遷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作為全球最龐大的國企集群，中國國企若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確立適合自身發展的基本坐標，又要在全球頂尖層面的企業競爭中捍衛國家利益，當務之急是加緊對標構建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體系的基本要求，盡快促成國企從“高價值負擔”向純粹市場主體的轉變。為此，政府必須切實尊重市場規律，收回“閑不住的手”，確立理性的政府規制，忍痛切斷與國企之間的臍帶，賦予國企作為市場主體所應有的商業空間，使其真正獲得內生的競爭優勢。
可以預料，在嚴厲的監管制度下，一個具備合理的股權結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的真正適應市場化的國有企業群，不僅可以有效履行作為重要市場主體所應發揮的社會職能，還可以成為世界頂尖企業所敬畏的競爭對手和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