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新聞發言人近日就有關并購重組審核實行黑名單制度表示：在分道制審核制度的實施方案中，上市公司規范程度、中介機構質量、產業類型等都是劃分依據，證監會將進一步加強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過程監管，交易所也將內幕交易防控作為評價規范運作的依據，審慎評價相關公司，證監會將按照相關規定對有關公司重組申請實施暫停審核或者終止審核。

　　根據監管實踐，監管部門前移監管關口，豐富監管手段，在日常并購重組管控中推出“黑名單制度”，重點監控市場熱點，并從嚴審查是否涉及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監管部門管理和控制并購重組的初衷應充分肯定�？梢灶A料，實施“黑名單制度”后，各種不必要的財務重組和為滿足特定目的“投機式重組”將大為收斂。類似一年多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光伏企業并購重組，將越來越多被堵在證監會和交易所兩級監管者的大門之外。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既往滬深A股市場并購重組的經驗教訓及國外老牌市場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任何公平、規范的并購重組，單靠監管者自上而下的威權式監管是遠遠不夠的，只有走群眾路線、創新利益表達機制并使之制度化才能收到實效。

　　目前，國際上并購重組監管機制的設計，依照監管屬性可大致分為“威權式監管”和“保障式監管”兩種形式;前者偏重政府事前審核，公權意志濃厚，后者則偏向全程法律監督，利益表達形式多樣。據統計，在有組織監管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的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我國是為數不多的同時兼采這兩種形式主要表征的國家之一，只不過因更傾向于前者，且相關法律尚需進一步完善，我國對并購重組監管，多數時候被歸類入“威權式”。

　　這種監管形式曾是我國重組市場從無到有的制度保證，可隨著近些年重組市場的迅速壯大，虛假重組丑聞時有發生，現有的“威權式監管”為主的重組審核體制不可避免遭遇挑戰。從滬深A股市場并購重組審核的效果看，問題并非全出在“威權式監管”，基于重組的復雜性，比如重組目的、重組定價、交易對手資質等的不確定性，加上重組法律盲區和制度之手的局限，威權式監管不管在“威權上”如何完善都不可能兼顧重組的方方面面，而必須另覓制度突破，通過法律或制度修訂，鼓勵各方在利益表達機制上展現盡可能的多樣性，以便在重組主體的充分博弈中求得重組公正、規范。

　　事實上，不管是哪一類監管，檢驗并購重組審核機制利弊的重要標準，是重組各方的內部約定是否外部法律化，利益安排是否公開、公平、公正。據監管部門的解釋，重組審核即將啟用的“黑名單”制度，在劃分標準上已非常接近西方發達市場的“保障式監管”的雛形，如監管部門能再進一步，在法律利益表達機制上邁出關鍵一步，即并購重組過程在法律規定的情形下可逆或重組要件可訴化、巨額賠償要件化，同時允許市場各方以權利允諾代替黑名單下的審慎審核，以巨額擔保代替權益事實，以利益橫平權益，那么未來的并購重組管控即使用最嚴格的公平重組效率標準，也將是完全適格的。在英美等國，通常的做法是并購重組臺面上在法律保障下的董事會投票權博弈中展開，而中小投資者則在臺面下手握司法救濟大棒，多樣化的利益表達法律機制非常清晰。

　　進而言之，當下管控并購重組的法律利益表達機制還顯得偏單一化，且過于強調重組審核導向，即將實施的黑名單制度也未能例外。這不利于發揮重組各方的積極性，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在大多數重組過程中只能處在非常被動的地位。如果監管者能稍微調整一下思路，借鑒一下并購重組保障式監管的思路，將上市公司并購重組審核導向切實轉向重組各方的真正利益博弈，并制度固化各方利益表達的渠道、反饋及救濟模式，在創新利益表達的法律機制上就能跨出一大步。譬如，除既有審核監管外，在自由競價或不同類別投資者博弈環節，監管者僅提供博弈表格文本或承諾樣式文本，或在重組決策陷入股權僵局的特殊情況下，提供博弈啟動方案等;同時允許優勢重組者在不違反強行法的情況下以優惠條件在保證公平透明的前提下換取中小投資者的分類表決投票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