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有各國內部的結構性問題，歐盟內部亦有國與國之間的結構性問題。失業率高企既反映了各國經濟增長問題，也是歐洲整體性經濟失衡的呈現。如同問題是系統性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應系統性考慮，乃至找到針對性的辦法。”

　　歐洲政客又想到了失業。11月12日，法國總統奧朗德主辦歐洲24國元首會議，主題就是降低青年失業率。奧朗德說，會議攸關這一代人的未來，他們失業多年，并生活在懷疑甚至絕望中。歐洲的領袖們一起說，要加速降低25歲以下年輕人的失業率。

　　既然開會了，他們還是想出些招數。歐盟估計，僅解決青年失業，2013年到2015年間就需要450億歐元。各國計劃拿出60億歐元緩解受失業沖擊最嚴重的13個國家，歐洲投資銀行每年再拿60億歐元，歐洲社會基金拿100億歐元出來。除了出錢，又提出個“青年擔保”方案，向失業4個月以上的年輕人提供工作、培訓或實習機會，2014年1月1日起給失業者支付資金。

　　會議的背景是，歐洲失業率依舊高企。據歐盟統計，截至9月份有560萬年輕人失業，失業率達近23.5%。這其中德國年輕人失業率最低，為7.7%，法國為25%，希臘和西班牙則高達56%。其實，不獨年輕人，歐洲整體失業率數據居高不下已不是近期的新聞，比如9月失業率即持穩于12.2%的高位，各國形勢也不妙。請看最近的一組新聞標題：土耳其8月失業率急升至9.8%;希臘8月失業率維持27.3%;保加利亞第三季失業率升至12%;奧地利10月失業率顯升至7.4%。連WHO(世界衛生組織)都憂心忡忡地說：高失業率拖累歐洲公眾健康。

　　各方的關切不難理解。畢竟就業率對任何一個現代政府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執政指標，最起碼在形式上不能馬虎起來。WHO也不算是“咸吃蘿卜”，他們分析說失業引起青年群體慢性病、抑郁甚至自殺的風險很高，如不干預這顆定時炸彈10年到20年就可能爆炸。WHO畢竟是WHO，只講了人體的健康風險，沒有講社會的健康風險。WHO沒講的社會健康風險，恰恰應該是各方政客所真正擔憂的。但更接近真相的判斷應該是，歐洲仍處于高失業率周期，歐洲人民還將繼續遭受高失業率煎熬。

　　闡述這個判斷之前，要先看看歷史。歐洲這波高失業率由來已久。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歐洲就業的黃金期。1970年代后期，歐洲失業率開始上升，1990年代雖然整體下降，但再難與六七十年代相比。并且，歐洲失業的特點是長期失業率遠遠高于OECD(經合組織)內的其他國家，而歐洲內部又很復雜，各國失業情況也差別很大。盡管上世紀末歐洲的就業狀況有所好轉，但曇花一現后又掉頭向下，失業率又繼續高位徘徊。

　　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判斷是，這是個制度性難題。對歐洲高失業率的原因，一派認為是石油沖擊，還有一派認為是勞動力和社會福利制度。石油沖擊派認為石油價格上漲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實際利率上升和勞動需求減少;制度派則認為失業救濟、強勢工會、失業保險等因素聯合作用。當然也有認為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所致。由于未必深入研究，根據所看到的部分資料和現實觀察，筆者認同綜合作用說，歐洲失業問題是既有宏觀經濟的因素，又有勞動力制度的影響，既是制度性難題，又是結構性難題。

　　當然，在解決具體問題時，除了要分析原因外，還要看出差異性，因為往往差異性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就石油沖擊論來說，油價上漲是個普遍性因素，美國乃至亞洲各國亦受影響，那為何歐洲對就業的影響更甚?歐洲是否該在因應油價上漲對產業和增長的影響同時，也及時調整產業結構，替代發展對石油依賴性較弱的產業?就制度性因素而言，筆者在上一篇專欄也提到，高福利制度也需要考慮社會的總體均衡，避免其經常在失衡狀態下運行，進而阻止效率的提升。再者，就結構性而言，各國有各國內部的結構性問題，歐盟內部亦有國與國之間的結構性問題。失業率高企既反映了各國經濟增長問題，也是歐洲整體性經濟失衡的呈現。如同問題是系統性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應系統性考慮，乃至找到針對性的辦法。如果做不到這些，恐怕拿多少錢都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