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同業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NCD)與貸款基礎利率(LPR)相繼落地，向市場宣告了“中國式”市場化基準利率體系重新錨定，計劃色彩濃重的“雙軌制利率體系”將漸進告別歷史，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對刺激市場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無疑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對商業銀行而言，利率市場化首先意味著資金來源的透明化和競爭加劇，銀行成本的臺階式上升不言而喻。銀行準入門檻主動開放(民營銀行興起)和被動降低(互聯網金融入侵)，貸款也會因為競爭加劇而使得利潤率下降，這將是一個時代的分水嶺，它意味著銀行坐享豐厚利潤的好日子要結束了。

　　如果公司治理結構完善，經營主體風險承擔和收益獲取是對等的，利率市場化會倒逼銀行回歸穩健經營、風險厭惡、有序創新的“國民經濟服務者、經濟增長長期紅利分享者”的角色定位，以真正市場主體的角色去參與即將到來的競爭，從而在整個社會形成穩健經營、回避風險、尋求長期收益、銀企共贏、長期漸進成長的金融風險和管理文化。但是，由于政府一股獨大和長期干預，中國商業銀行獨立市場經營和競爭主體地位不具備，市場化的監管能力弱化，風險承擔和收益追逐長期不對等，理想的金融生態難以形成。在利率市場化急速推進、創新和混業經營已成事實的情況下，金融監管由于滯后或被“俘獲”，監管套利、期限錯配，尋求短期獲利的“野蠻生長”和“道德風險泛濫”的情況很可能在這種不良的金融生態下出現，它最終結果是，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和金融服務沒有得到滿足，資金卻通過不斷變換“名目”的影子銀行來博取超額短期收益，實體金融饑渴與虛擬金融繁榮的反差局面難以改觀，金融風險鏈條被拉長、系統性風險在積聚。

　　上述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正在加速上升。首先，商業銀行仍舊無法獲得完整的、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6月份“錢荒”的試探及隨后注入資金的暗示，再加上近期“不放松也不收緊”的表態，意味著管理層沒有信心斷絕對商業銀行過度追逐風險的援助。

　　其次，商業銀行通過不斷創設新的影子銀行的模式來逃避監管，獲取短期盈利非常容易。混業經營已成事實，銀行通過與信托、保險、證券、基金等機構相互合作，創設出多種多樣的非標融資模式，傳統的銀信合作一直受到監管層的打壓，但結局仍舊是“斬不斷、理不清”，銀信合作的資產規模從2008年的1.22萬億增長到今年的9.45萬億，5年間膨脹了8倍。同時，銀證合作也開創出新的影子銀行盈利模式——券商資產管理業務，在短短的一年內，這一新興業務所激發的資產規模增長了6倍，達到3.42萬億，這中間80%為銀證合作的碩果。如果監管當局打壓，銀行和資金供給主體很容易創設新的方式來進行規避。

　　最后，在新增長模式還未出現的情況下，銀行與實體經濟共成長是一句“艱難的神話”。說到底，整個社會已經進入了資金逐利的時代，以銀行信用(背后是政府信用)為中心將社會資金全部吸引過來，誰都沒有耐心去培育實體經濟成長。

　　數據也在說明這一問題。今年10月份，全社會新增貸款為5016億，創10個月新低，但M2同比卻增長14.3%。2013年1~10月，全社會融資規模為14.8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1.81萬億元。新增貸款創新低，反映了銀行信貸在收緊，市場資金鏈緊張，而M2仍在保持很高的增速，表明市場對資金的需求還是非常旺盛，只是部分需求就會被趕到表外。今年以來，信貸走勢和社會融資走勢背離的趨勢一直沒有改變。目前，融資市場借新債以還舊債非常普遍，銀行信貸占比在不斷下降，而影子銀行融資的比例在增加，這就導致銀行信貸越收越緊，影子銀行越做越大。

　　金融生態惡化疊加實體經濟不振令人擔憂，金融機構不獨立，加上監管者被“俘獲”使道德風險泛濫，整個社會進入玩錢時代。上世紀80年代，為應對競爭和歐美壓力，日本提振實體經濟、推進產業升級，大力推進金融自由化、金融機構競爭。但是，主辦銀行制放大了道德風險，監管又不力，資金沒有進入政府意欲支持的產業和企業，反而制造了了房地產泡沫，最終導致日本出現“失去的10年”。

　　對后發國家來說，金融市場化是實現“二次騰飛”的必經階段，也是提高實體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必經步驟，這被認為是“改革棋局”中先行改革的棋子，很多人認為這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但是，政府的長期干預不僅影響了監管主體的獨立和監管能力的提高，而且導致監管者被“俘獲”，惡化了整個金融生態，最終的成本轉嫁到了政府財政或納稅人身上，化為誰都說不清、但必然發生的改革成本。因此，如果不同時配以金融生態的完善，以利率市場化和資本自由兌換(上海自貿區設立之目的)為代表的金融改革最終效果將會受到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