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10月份宏觀經濟數據的相繼出爐，宏觀經濟趨向穩定，短期增長無需多慮，但長期增長仍存隱憂，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潛在經濟增長率逐步下移的新階段。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筆者認為，這其中創新宏觀管理思路，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培育經濟增長的接續動力是題中應有之義。

　　與金融危機時的經濟減速比起來，本輪經濟減速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持續高增長的條件、中長期結構性因素，特別是全球化基本面、要素基本面等正在發生趨勢性變化，中國開始真正步入增長動力轉換的年代。

　　經濟增長有兩種機制在發揮作用，即微觀增加供給的增長機制和宏觀擴大需求的增長機制。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增長中樞下移，經濟增長低于趨勢增長率將成為“新常態”，各國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擴大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也即經濟學中常說的“需求管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為刺激有效需求不足，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把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常態化、普遍化和長期化。然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不盡相同，發達國家更多是需求約束，而發展中國家并非有效需求不足，更多是供給約束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放緩，中國尤其如此。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最大的約束并非需求約束而是供給約束，也即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產率滯后帶來的問題。隨著人口紅利優勢逐步衰減，未來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來的高資本回報率優勢，可能將逐步消失，勞動力要素和資源要素價格相對調整，中國經濟依靠低成本優勢的粗放式增長已不可持續。

　　因此，必須改變“三駕馬車”的分析思路框架，放眼于長期供給的新分析框架，因為長期供給才是決定一國潛在增長軌跡的關鍵。從當前“調結構”的政策思路來看，在“出口-投資-消費”之間找平衡，探討的都是總需求概念，而供給硬約束才是本輪經濟回調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認識到，經濟減速的性質是供給約束造成的，一味擴張需求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增長問題，反而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和負債式增長。長期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實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再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期間雖然考慮到啟動消費需求和結構性調整等新手段的運用，政府支出計劃有所調整，但總體上仍然屬于需求管理的傳統思路。

　　需求管理帶來的經濟擴張不僅僅是政府過度干預，也不僅表現貨幣發行擴張需求，還更多地表現出了負債水平的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為基礎的負債式擴張，導致了政府負債的提高之外，全社會總體債務率都有所提高。

　　數據顯示，近十年來中國全社會的債務率已經上升了40個百分點。特別是2008年期間，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劇和國內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中國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并針對重點需求進行發力：鼓勵住房消費、啟動地方融資平臺、加大周期性行業投資等。隨著銀行信貸規模擴張以及投資加速，經濟出現了強勁反彈，但包括政府、居民、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在內的不同部門債務率上升都比較快。

　　傳統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目標都是通過調節商品或貨幣市場均衡條件推動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以達到更高的均衡產出點，但代價是不斷推高價格總水平，甚至帶來嚴重的通脹，但提高均衡產出也可以移動總供給曲線，結果卻是產品價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產效率的改善。

　　現在看來，過度關注需求側，不僅加劇了經濟波動，帶來了資源錯配的風險，也影響了生產要素效率的發揮。因此，從“放松政府管制，優化制度供給，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標入手，著眼于供給側，重視微觀主體的稅收激勵，實施減稅以及稅制改革，增強微觀主體供給能力，鼓勵技術創新，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發揮生產率對提升總供給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響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真正釋放生產力，而這也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所主導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路徑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