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金融項目可自由兌換的討論，近兩年來較為熱烈，上海自貿區設立更將此推上了高潮。可以預見，人民幣匯率波動必將重建內外經濟聯系。中國正在終結歷時20余年的經常項目時代，當前處于轉向資本金融項目的十字路口。

　　彼得·德魯克早在1987年就在《變化中的世界經濟》中用數據和事實證明，一旦貨幣偏離實體經濟，金融與經濟“兩張皮”的時代到來，兩者的數量關系的性質即發生異變，貨幣交易方程式(MV=PQ)被顛覆。今天，全球經濟關系早已從經常項目時代邁向資本項目時代。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德魯克的判斷作了很好的注腳。

　　中國經濟在從封閉走向開放的轉型過程中，GDP增速與對外經濟的變動軌跡開始模糊化，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內外經濟聯動關系更趨復雜化。經常項目在中國內外經濟關系建立過程中起紐帶作用，十多年間的結構變化，2007年是分水嶺，前5年(2003至2007年)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例從2.8%迅速擴大至10.1%。此后又漸漸降至去年的2.6%。有分析指出，經常項目順差收窄，期性因素不是決定性的，投資趨勢性上漲及通過刺激進口等途徑是根本原因。當前，外部失衡的緩解是以內部失衡的加劇為代價的，所以需要審慎看待當前模式的政策成本。考慮到投資率將會持續保持高位以及儲蓄率的趨勢性回落，經常項目順差即使反彈也仍會維持在基本平衡范圍以內。

　　考慮到我國趕超型工業化的模式變遷，有研究指出中國改革與開放前后的內外經濟運行，與其他存在對外需和外資雙重需求的發展中國家不同，重工業優先發展模式遺存的高儲蓄率體制使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更多表現為對外需拉動的單一需求。中國在總體并不缺乏資金的情況下，隨著政府對加工貿易型FDI的優惠力度不斷升級，出現了資本順差帶動貿易順差增長的現象。從財政收支賬戶上可清晰地看到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的短期波動，外部經濟調整的實現形式是進口商品實施結構性減稅和加快出口退稅。

　　今年，進出口貿易短期波動，尤其是單月出口低增長和負增長實情，提供了經常項目調整的觀察試驗。一些“真實的貿易背景”導致了不真實的需求，成為銀行貿易融資增長的主要載體。而人民幣匯率受“走出去”、“兩率市場化”等政策及供求關系變化影響，或維持震蕩上行趨勢，貶值不易出現。在企業依靠“低進高出”的差價就能套利，騙取出口補貼和套取出口信貸的情形下，出口與匯率變動關系變得模糊。因而，仍需擠出進口的虛假成分。為此，國家外匯管理局于5月初發文要求加強外匯資金流入管理，特別是加強對進出口企業貨物貿易外匯收支的分類管理，加大對存在異常或可疑情況企業的核查力度。海關則進一步加強了對保稅區進出口貨物的監管，同時加大了對保稅區內注冊物流企業的資質審核。內擠外壓下，外貿進出口出現“雙降”。

　　解決經濟的內部失衡，羅德里克在開放與本國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機制方面早就提出警示，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制訂貿易政策時只重視開放擴大出口的作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開放不應取代發展戰略而只能通過與國內發展政策的相互配合發揮作用。解決外部經濟發展失衡，最為關鍵的是推動外貿協調發展，促進外貿收支平衡。為了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再平衡過程必須包括匯率調整。政府當然可通過干預政策使名義匯率不變，但當干預造成通脹時，實際匯率仍會發生變動，并強制性調整失衡。因而，對失衡的研究應主要著眼于國內失衡，即一國經常賬戶的絕對失衡，側重總供給和總需求等問題，更關注實際匯率變動。一手抓提速增長的內生動力培育，另一手抓進出口貿易管理和國際收支平衡管理。

　　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外資占GDP比重始終保持在4%至8%的比重，表面看來外資流入過度是誤判。事實上，僅從流量上判斷恰恰是誤讀，因為引資的顯性和隱形投資補貼，并未歸入外商直接投資的統計范疇。地方政府對外資的過度偏愛，致使外資企業獲得了超越本土企業的特殊待遇，借勢獲取高額利潤;在資本賬戶嚴格控制下利潤再投資規模龐大，占總投資比重長期居高不下，而這并未計入FDI流入的監控范圍。筆者以為，要促使外資的流入和流向平衡，需要施展胡蘿卜加大棒的聯動戰略，才可能消除多重困局。

　　破除外部失衡，關鍵是利用好外資和外貿發展平衡工具。長遠之計則是需要從現在開始把握癥結所在，做好內外經濟失衡的“摸底”——監測與預警。外商直接投資將成為中國經濟調整的主要工具變量，而內生動力才是未來內外經濟平衡發展的關鍵。這勢必需要更加重視外資的進出結構和內外結構的優化、地區分布的合理、行業結構調整以及投資與貿易之間的關系協調，并力促其在內生失衡破除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對此，全球都在拭目以待，改革與開放下一路狂奔的中國經濟是否會以另一種姿態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