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經濟貿易規則將會在WTO的多邊框架之外出現,由數量有限的幾個國家協商形成。發達國家之間協商達成的貿易規則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很可能門檻過高、成本巨大。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雖然是后發國家,但是人口最多,市場潛力最大,并且制造業最集中,也是最大的貿易發生地,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前景是光明的。
●金磚國家應當在加快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和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的同時,抓住機會啟動金磚國家自由貿易區議程。
11月1日至2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德國國際合作機構聯合舉辦了以“增長、轉型、改革——未來10年的新興經濟體”為主題的“2013’新興經濟體智庫經濟政策對話”暨第78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來自國家相關部委、研究機構、高等院校,以及德國、俄羅斯、巴西等國的官員和學者出席本次論壇。與會專家就新興經濟體深化拓展合作進行了深入探討。
世界經濟深度調整 新興經濟體亟須以合作應對變局
外部市場需求仍然疲軟,新興經濟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認為,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不振、市場不振、消費不振,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依靠發達國家市場的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下滑。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中卿認為,新興經濟體中長期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許多新興經濟體國家面臨經濟增速持續放緩,有的國家更是面臨增長失速、通脹失控、資本失助、流動失序、結構失衡。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認為,去年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但今年發達國家呈現出整體走出困境的趨勢,有研究機構預測今年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達到60%,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很可能被逆轉。
國家商務部原部長助理黃海認為,全球經濟正逐步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但總體上仍然處于政策刺激下的脆弱復蘇階段。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經濟再平衡”舉措開始有所成效,新興國家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難度加大。新興經濟體增速普遍回落,缺少新的增長點。新興國家團結起來,行動機會會更多、希望會更大。
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退出預期上升,新興經濟體外部經濟風險加大。尹中卿認為,美聯儲的每次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都對應著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一次危機。只要全球經濟周期調整的主導權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手中,就會“美國生病,全球吃藥”,新興經濟體受損的遭遇就一輪一輪的上演。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彭森認為,在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退出預期的影響下,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出現一升一降、一穩一高、一進一出的趨勢:發達國家經濟總體回升,新興國家增長下降;發達國家通脹穩定,新興國家通脹壓力加大;發達國家資本流入,新興國家資本流出。
陳文玲認為,發達國家集體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了全球性的貨幣泛濫,給全球資本市場帶來非常大的沖擊。同時,發達經濟體整體高負債,例如美國的負債率已經超過100%,日本的負債率已經達到243%,給世界經濟帶來很大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新興經濟體整體下行的外部原因是共同的,為此需要大家共同去爭取外部環境的改善。
中國企業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于吉認為,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時刻表目前難以確定,發達經濟體轉嫁內部經濟困難的政策意圖十分明顯。新興經濟體要保持經濟平穩發展,規避被“剪羊毛”的風險,必須拓展合作領域,維護共同利益,實現合作共贏。
在新一輪全球經濟貿易秩序調整中,新興經濟體存在被邊緣化的風險。彭森認為,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資本貿易往來增加成為新的趨勢,各類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在抬頭。原有的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的格局和世界治理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聯合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LAC)國際貿易及一體化部主任羅薩萊斯認為,自2010年來,世界范圍內開始了若干個影響深遠的巨型區域自由貿易談判,例如TPP和TTIP。新的經濟貿易規則將會在WTO的多邊框架之外出現,由數量有限的幾個國家協商形成。發達國家之間協商達成的貿易規則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很可能門檻過高、成本巨大。對金磚國家來說,如果利用TPP促進國內的改革,還可能會失去對改革速度的控制。
德國國際政治與安全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迪特爾認為,WTO正在被邊緣化,很多區域性的貿易協議安排正在發展,而區域性的貿易協定具有排他性,意味著不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會被排斥在外。
黃海認為,當前多哈會談停滯不前,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受阻。美歐加快制定TPP、TTIP等高標準的自貿協定,在跨國投資、國有企業、知識產權、勞工權益等領域設定了更高的標準和更高的門檻,新興國家將可能處于不利地位。新興經濟體需要齊心協力擺脫不利格局,繼續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擴大外部市場空間。
新興經濟體市場潛力巨大 合作空間廣闊
新興經濟體仍是全球增長的重要引擎,共同市場的潛力巨大。彭森認為,新興經濟體通過加快自身轉型將繼續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全球專業化分工呈現出向各個國家內部分工轉化的傾向,新興經濟體內部的貿易投資大量增加,新興經濟體之間跨區域和區域內的經濟往來在增加,不斷挖掘出新的市場潛力和經濟增長點。陳文玲認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雖然是后發國家,但是人口最多,市場潛力最大,并且制造業最集中,也是最大的貿易發生地,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前景是光明的。
新興經濟體之間經濟結構互補性明顯,潛在合作領域寬闊。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原副院長陳文敬認為,金磚國家互補性很強,有的國家有資源、有的國家有技術、有的國家有市場,所以走向一體化以后,福利創造效應明顯。過去幾年金磚國家內部及金磚國家和其他國家貿易總額已經成倍的增長。未來金磚國家內部合作發展的潛力巨大,包括金融合作、能源合作、經濟技術合作和雙邊貿易。
于吉認為,中國在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存在明顯產能過剩,國內市場相對飽和,但新興經濟體有很大的市場。俄羅斯、印度、巴西、東南亞、非洲、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改善需求較為迫切,需要大量的鋼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又如,礦產資源方面的合作空間很大。新興經濟體國家中,有的蘊藏大量石油天然氣,有的鐵礦豐富,有的銅礦豐富。新興經濟體合作開采礦產資源,相互投資和合作,可以取長補短,獲得雙贏。許多新興經濟體還共同面臨著發展對資金的需求,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金融合作,可以緩解資金方面的壓力。
合作中實現共贏 走向持續增長
推動雙邊和多邊的自由貿易協議,走合作共贏的經濟一體化之路。陳文敬認為,盡管多哈回合談判受阻,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并沒有逆轉,新興經濟體依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新興經濟體未來合作的戰略趨向應該是走合作共贏的經濟一體化之路。金磚國家應當在加快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和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的同時,抓住機會啟動金磚國家自由貿易區議程。以亞洲為中心的新興力量的崛起,將會影響未來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格局,亞洲密切的合作也會對世界未來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黃海建議,盡快推動金磚國家制定貿易和投資合作框架,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啟動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
全面深化經濟合作和金融合作。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前副所長朗哈默爾認為,面對發達國家政策外溢的挑戰,新興市場應該在貨幣政策領域加大協調力度,提高改造國際金融體系的集體談判能力。
尹中卿認為,目前國際金融體系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保障全球經濟穩定的功能趨于弱化。新興經濟體應繼續深化合作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例如,加快建立亞洲區域貨幣籌備庫,積極推動亞洲地區的金融合作。
南開大學當代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龔剛建議,金磚五國共同發起成立超主權中央銀行——金磚銀行,發行“金磚”貨幣,對內對外采取雙重貨幣體系,對“金磚”內交易使用主權貨幣兌換金磚貨幣,對金磚外國家交易則使用“金磚”貨幣兌換對方主權貨幣(比如美元),聚五國之力降低過度依賴美元的經濟風險。
加快“互聯互通”建設。國家開發銀行金融研究發展中心主任郭濂提出,“互聯互通”有利于推進亞洲新興經濟體抱團取暖,促進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區域一體化。“互聯互通”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基礎設施建設、二是機制構建,三是人文交流。需要完善互聯互通規劃,增強互聯互通的可行性。應盡快研究形成“互聯互通”投融資瓶頸的解決方案。例如,加快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對于促進亞洲國家互聯互通,促進亞洲貿易自由化影響重大。黃海提出,我國需要加快推動與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等項目的互聯互通工程。
加強溝通協調機制建設,促進集體發聲。陳文玲認為,對有些發達國家轉嫁危機的做法,新興經濟體要集體發聲,引導或者主導世界輿論。同時繼續用好金磚國家論壇、中非論壇、中阿論壇等溝通協調平臺,成為建設國際新秩序的參與者、推動者和主導者。
黃海認為,新興經濟體要在互動中尋找利益共同點,通過加強合作,增強在國際經貿發展和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新興經濟體大都參加了WTO多哈回合、《服務貿易協定》以及TPP、RCEP等談判,在很多議題上持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場,應當盡快建立新興國家應對談判的合作機制,在相關國家政府和智庫之間建立信息交流機制,加強溝通協調。
陳文敬認為,新興經濟體需要建立更加緊密的領導人合作機制,增強互信,加強合作。金磚國家論壇應當設立秘書處,負責日常協調工作,使合作的目標更加具體化、落實工作常態化。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全球伙伴關系-新興經濟體”項目主任司嘉麗認為,新興經濟體和發達國家之間也需要加強溝通和合作。歐洲在經歷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經歷的問題,學習應該是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雙向的學習而不是新興國家向發達國家單向的學習。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和工業化國家應當重新思考增長理念,是一個廣泛的共識。包容性綠色增長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模式,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應當攜手加大全球的互聯互通,開展持久的合作,不要自設邊界、不要固步自封,共同轉向包容性綠色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