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趕超型戰略是后發國家實現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措施。我國的趕超型戰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國人帶來了巨大福祉。但長期實施趕超型戰略以及由此形成的趕超型體制，也累積了相當多的矛盾，集中體現為近年來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焦點問題：高順差、高房價、高債務。
我們認為，趕超型體制是形成“三高”的主要因素，土地財政的形成主要來自貨幣供給方的推力，高順差是形成高房價貨幣推手的主要因素，而結構性調控政策無法長期抑制高房價。
我國近10年來的土地出讓面積增幅為66.7%，但同期出讓土地成交價款卻增長了398%，很顯然，土地出讓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價格上升，但地方政府并不能單方面控制土地出讓價。進一步從時序角度觀察，地方政府預算最大化的傾向一直存在于改革開放后的財政實踐中，在特定條件下形成土地財政并得以制度化，關鍵還是貨幣供給方面的因素。
趕超型體制包括對地方政府的經濟增長激勵機制、以生產為主要征收環節的稅收汲取制度，以及地方擁有過大裁量權的土地管理制度。這些條件構成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大力支持外向型經濟部門發展的制度前提。出口增長導致大量順差，相應增加國內貨幣供給，形成了過多貨幣追逐國內有限資產的局面。以1992年為基期，我國可交易性資產的供給缺口率從-1.54%上升到2010年的61.49%，而70個大中型城市的房屋銷售價格指數增長額則從1998年的1.3上升到2010年的67.44。貨幣供給充裕與婚齡人口增加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增長相疊加，房價上升便成了一個自然的結果。那些在教育、醫療等方面擁有優勢從而人口增加以轉移性增長為主的大型城市，高房價問題尤顯突出。
與此同時，低價出讓工業用地的行為也與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兩者之間存在正向關聯。一方面，政府通過低價出讓土地，可帶動工業部門出口順差的增長，并在資本項目管制情況下形成資產價格上漲的壓力。另一方面，房價上漲又可為地方提供土地收入，使其有能力繼續通過“低價供地”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外向型工業部門發展，并持續為貿易順差與房價的交替上升注入動力。在此背景下，限購等結構性調控政策無法發揮長久效力，以總量調節為主的貨幣政策也很難發揮“精確抑制房地產需求而不傷及其他領域”的作用。
因此，僅僅依靠房地產調控，強化預算約束，只能提高土地出讓收入的運用效率，卻可能積聚更大風險。原因是，如果趕超型戰略不轉變，地方政府為籌集投資建設資金繼續借債，但又失去了土地財政支撐，宏觀經濟面臨的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會更高。因此，推動長效調控機制建設，非得實現趕超型體制的轉型不可。大致在四個方面：適時調整趕超戰略，追求更為平衡的經濟增長;拓寬資本流出渠道，削弱國際收支失衡對國內的影響;調整稅負的產業分布結構，促進地方經濟轉型;提高地方財政透明度，削弱土地財政。
為緩解地方政府因增長任務壓力過大而過度干預經濟的現象，宜進一步下調“五年規劃”等文件中設定的GDP增長指標，通過大力實施競爭性政策，為內涵更為豐富的經濟發展提供市場動力，逐步解決土地財政問題并降低房價上漲的整體壓力。但對于因轉移性人口增加造成的大型城市房價上漲，則需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過程來逐步緩解。
從促進國內經濟結構轉型、緩解經濟結構失衡的角度審視當前我國的國際收支失衡與對外經濟戰略，一方面，可考慮逐步消減對包括加工貿易在內的外向工業部門的“超產業待遇”優惠政策，實現內向、外向企業的平衡對待。另一方面，通過落實金融支持、法律支持措施拓寬“走出去”渠道，金融危機后民營企業海外并購發展迅速，可考慮使用外匯儲備建立“民營企業走出去”基金，此舉不僅能促進宏觀經濟平衡，也大有利于國家資產的海外布局。可考慮將此基金交由開行管理。
目前我國的稅基過度集中于生產環節，這種格局必須改變，由此削弱“誰生產、誰拿稅”的稅收汲取機制對地方政府的不良激勵，以及“西稅東輸”的稅收總部轉移機制，將課稅稅基逐漸向收入取得、消費及財產形成環節轉移，增強稅收制度的“消費性”特征，引導地方政府更多重視居民收入、消費以及財產積累。為此，我們建議：將消費稅前推至零售環節，在原屬增值稅征收范圍的產業鏈條內，開征針對零售環節的銷售稅(稅率可選擇為7%~9%左右)，同時降低增值稅。這有兩個方案可供參考，或大幅下調增值稅稅率，或將進項稅額的可扣除范圍拓展至廠房等固定建筑。
切實推動地方政府土地收支的透明化，在短期內，不僅公布類、款級科目，還要公布項、目級科目;不僅公布功能分類，還要盡快公開經濟分類，讓公眾了解土地支出履行了何種功能，促進將土地收入更好地用于社會保障、公共服務以及城鎮化建設上。在長期，應重視完善地價與財政補貼的管理制度，建議修改《土地管理法》，大幅度提高土地“農轉非”的成本，同時加緊完善《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在四類非農用地類型中，要求地方政府設定統一基準價，并設置較小的上下浮動比率，防止地方通過給予工業部門過多優惠而引發住宅及商業用地價格的上漲壓力。還有，堅決履行世貿組織有關禁止類財政補貼的承諾，遏制地方政府以低地價、不當財政補貼等手段過度刺激工業投資的行為。
這些措施看似南轅北轍，實則是對“三高”的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