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增量改革為特點的漸進式改革在逐步完成支持上一輪經濟增長的歷史使命后，中國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支撐條件，是厘清政府干預邊界之后競爭性市場體系的全面確立;增長動力則來源于民間營商稟賦的全面迸發，以及內生性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的提升。政府必須異常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盡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但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的環節。

　　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形成的增量改革，或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成為歷史。

　　梳理35年來的中國經濟改革史，筆者認為基本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這15年間，我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部分還原了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屬性，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使我們得以分享國際產業轉移的紅利，國內市場體系的逐步建立以及對民間資本的逐步放開，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年均超過9%高速增長的基礎性條件，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1.0版。第二階段從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這8年間，我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市場開始逐步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國有企業也在轉換經營機制過程中向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邁進。尤為重要的是，中國終于通過加入WTO嵌入到國際經濟與貿易價值鏈分工中去，以通過擴大開放來倒逼市場競爭。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2.0版;第三階段即2001年到2012年十八大的召開。在這11年間，我國在不斷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逐步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新思路，在全面參與全球經濟競爭中，經濟的規模從2001年排名世界第七位的1.3萬億美元做大到2012年的8.3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二，同時也將貿易體量做大到全球第二。2001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5098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為2662億美元，進口總額為2436億美元，進出口排名均居世界第六位。到了2012年，中國出口額排名第一，為20498億美元，美國以16120美元位居第二，昔日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德國則以14920億美元排名第三，曾以貿易立國的日本，去年出口額為7929億美元，僅相當于中國的39.2%。可以說，過去這11年，業已邁入深水區的經濟改革，盡管沒有獲得根本性突破，但國家充分利用了入世紅利、人口紅利與國際產業轉移紅利，迅速做大了財富蛋糕。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3.0版。而第四階段，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開啟的新一輪改革周期。

　　從其承擔的歷史使命來看，此輪4.0版的經濟改革，筆者認為一點也不比20年前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使命小。毋庸置疑，中國經濟改革收獲了歷史性的成就，中國也在經濟轉型與制度變遷中對主流經濟學做出了新貢獻。例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某種意義上印證了漸進式改革的可行性與合理性，以及提煉出了轉軌國家產權改革的邏輯。中國的改革讓世人明白，盡管產權明晰非常重要，但并非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唯一安排，也許不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它是一種內生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市場經濟其他的制度有了相應的完善的情況下，產權的內生才會明晰化，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在一個有效政府的引導下，國企不僅能適應市場化，還能在市場競爭中構筑新優勢�？梢哉f，中國以漸進式改革為特征的經濟改革，為世界范圍內的相關改革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研究樣本。關于這個樣本的研究豐富了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視角，也由此得出了新的結論。

　　現在的問題是，當漸進式改革周期業已結束，原先的改革支持者成了巨大的獲益者之后，已成了新一輪改革的阻力。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依然強大的舊體制遺產不僅沒有得到清除，反而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特別是在現有的政績考核體系下，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恐怕難以得到有效遏制，那些投資規模大，見效快的重化工業項目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愛。物質生產部門的擴張效應，使得地方政府始終無法提高提供公共品的熱情，不僅如此，而且政府對于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責任還呈現過度下移的趨勢。加上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化，政府為了短期的社會穩定而犧牲經濟轉型的大局。另一方面，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方面仍然不夠徹底，尤其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

　　以增量改革為特點的漸進式改革，在逐步完成支持上一輪經濟增長的歷史使命之后，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支撐條件，是厘清政府干預邊界之后競爭性市場體系的全面確立;增長動力則來源于民間營商稟賦的全面迸發，以及內生性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的提升。

　　誠然，市場是有限的，有效市場假設早已被證明為是古典經濟學色彩濃厚的“黑板經濟學”，市場失靈是真實經濟世界里的常態，即便是有限市場也不一定都是有效的;同樣，即便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具動員力的政府，也不可能是市場運行中的全知全能者。經驗早已證明：經濟行為由企業和居民根據市場信號來做出，往往要比政府決策更穩妥;政府的作用不在市場內，而在市場之外界定和保護產權，保證合同的執行。

　　對此輪4.0版的經濟改革，政府必須異常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的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盡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但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的環節。政府不可刻意追求在經濟增長中的顯性角色，而是創造條件擴大企業在市場中的行為空間。而有效的政府干預，從經濟發展史來看，一是對經濟與金融危機的管控，即管理預期，二是在經濟面臨恐慌時發揮“穩定器”的作用，三是通過財政與金融杠桿，消除系統性經濟風險，化解經濟泡沫。換句話說，政府只應在市場無法彌補自身缺陷時才能進場干預，而不能使干預成為常態。那樣只會破壞市場秩序，抑制經濟活力。

　　往昔教訓足資鏡鑒，仰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既已被證明為效益不彰，風險巨大;那么，即將開啟的4.0版經濟改革亟須建立一種能夠使經濟保持活力的增長機制，從而保證市場主體的營商稟賦得到持續有效地激發，以制度改進和技術創新引領經濟增長方式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