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會見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外方代表時指出：中國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我們就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綜合改革方案。他同時強調，中國不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備受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所以如此受關注，重要原因是它將繼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又一次就全面深化改革進行總體部署，是新時期、新起點上改革的再動員、再出發、再前行。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35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必須看到，社會經濟中積累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和深層次問題也越來越多，已經成為阻礙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羈絆。

　　縱觀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和發展階段，中國恰巧進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萬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陷阱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一些國家成功避開了中等收入陷阱，歐美自不必說，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是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例子。但也有許多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不能自拔，亞洲的菲律賓、泰國，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仍在“陷阱”里苦苦掙扎。

　　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經濟徘徊在人均GDP1萬美元以下很難突破，同時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人均GDP1萬美元是是否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門檻。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中國內地人均GDP達61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爭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說，中國能否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未來的7年。

　　中國要避開“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對政治經濟社會體制進行全面改革是繞不開的道路，針對避開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嚴重的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本來經濟積累到一定階段后，經濟積蓄的發展后勁應該更大。但是，由于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差距，使得經濟發展財富都集中到少數人手里，這些極富者已應有盡有，消費傾向非常之低。而普通百姓由于收入增長緩慢，生活負擔重，有消費傾向卻沒有消費能力。貧富差距過大從根本上抑制了經濟發展，正如2013年新科經濟學諾獎得主希勒所說：“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來自于人們可以平等地擁有財富。”

　　中國必須下決心改革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現狀，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同時，以打破壟斷為核心，釋放經濟內生活力。在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2/3，民營企業占1/3，這種格局近十年來沒有大的變化。背后折射的是產業集中度過高，并且都集中到了國企，特別是央企之中。一定時期的社會資源是一個定數，這么多的資源都被國企特別是央企占用，那么，留給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和空間就越來越小了。

　　欣喜地看到本屆政府正在致力于大力度放開市場、降低門檻、破除壟斷，釋放民間資本的內生活力。相信這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的重要內容。

　　再者，給消費增長提供基礎和環境，把消費潛力徹底釋放出來。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社會保障是根本和長遠的任務，而當務之急是給居民和中小企業大幅減稅降費讓利，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會有更大利好。

　　總之，通過大力度改革收入分配機制，抑制貧富懸殊;打破壟斷，激發經濟內生活力;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減稅降費釋放消費活力等改革措施，才能真正把資源能源推進、大舉投資和出口型經濟拉動轉到內需消費為主、才能把越走越窄的壟斷經濟轉到活力四射的民營企業和民間投資上，也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深層次的全面改革將會如火如荼展開，這是 “中國不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底氣和信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