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認為，經濟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馬爾薩斯的貧困陷阱、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劉易斯轉折點和索洛新古典增長。中國現在正處于劉易斯轉折點上，必須通過改革和創新，防止中國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只能通過改革得到，通過讓農民工轉移可以繼續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通過優勝劣汰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和效益的提高，同時也不可忽略技術創新的作用。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39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發表了題為“經濟發展階段劃分及中國的對號入座”的主題演講。蔡昉認為，經濟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馬爾薩斯的貧困陷阱、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劉易斯轉折點和索洛新古典增長。中國現在正處于劉易斯轉折點上，必須通過改革和創新，防止中國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老齡化與增長減緩是必然現象

　　蔡昉首先表示，要了解經濟發展都經歷了何種階段，最不應該忽略的就是馬爾薩斯。因為馬爾薩斯階段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在人類100萬年的歷史當中，有99.99%的時間都是處在馬爾薩斯貧困陷阱之中，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有大量的馬爾薩斯現象。工業革命是劃分馬爾薩斯貧困陷阱和現代經濟的一個關鍵點。直到1800年工業革命之后，世界上才出現了人均收入的實質性增長。但是，這種增長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產生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分流，一部分國家開始了快速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但還有大量的國家處在落后貧窮、緩慢地增長或者停滯的經濟當中。
　　在中國，大分流有一個自己的名字，叫李約瑟之謎，中國在歷史上是很強大的，到了近代中國就跟西方拉開了距離。
　　現在的經濟增長理論普遍讓人們認識到其實經濟增長的核心不是資本的積累，不是土地的多少，而在于創新。解釋經濟是否增長要看兩點，第一是物質資本的積累，第二是人力資本的積累。核心問題是如何把這些東西培養積累起來，而這就必須要有一種激勵機制，去鼓勵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中國較早地形成了中央帝國，無法形成獨立的、有很強激勵發展經濟的地方經濟體。其次，在人力資本的積累方面，由于科舉制度這條獨木橋，科技、工業、技能這些東西都是不受鼓勵的，因此沒有形成足夠的氣候，沒有能夠打破馬爾薩斯陷阱的力量。
　　工業革命后，進入了二元經濟發展時代。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是劉易斯最先提出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如何發展的，主要過程就是將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不斷吸納出來，用不變的工資吸納他們促進非農產業的發展，直到有一天把勞動力吸收完全。
　　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有兩個事件，一個事件是經濟過程本身，勞動力不斷被吸收，工業部門不斷擴大的過程；另一個事件是人口轉變的過程，即人口增長會從馬爾薩斯時期很低的水平逐漸提高，然后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后人們開始少生孩子，生育率又慢慢下降。作為對人口變化的一個回應是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有生育勞動力，為什么我們能夠得到人口紅利，為什么人口紅利終究會過去、剩余勞動力終究要吸納干凈，為什么我們要進入到一個老齡化的社會，為什么我們終究要走向新古典的增長過程。
　　蔡昉說，我們應該看到，人口因素在所有經濟增長的變量當中都起到了作用。首先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的話，它倒過來的指標人口撫養比就會不斷下降，人口的負擔很輕，生產力的剩余就可以積累下來用于投資，保證了物質資本的來源。第二，物質資本要想不斷地投入，還需要有回報率。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每年都會有大量的農民工從農業中轉出，因此邊際報酬遞減的現象不會發生。中國在很多年里，資本回報率相當高，這就是人口因素帶來的。因此，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都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時期，可以用劉易斯的理論來分析。

　　蛋糕不再能做大就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二元經濟發展時期后的劉易斯轉折點對中國來說，有著特別的意義。劉易斯轉折點的出現并不意味著剩余勞動力的消失，而是說勞動力仍然存在，但是用不變水平的工資可以無限吸納勞動力的策略已經失效了。必須通過漲工資，才可以將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因此，出現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就是劉易斯轉折點出現的標志。
　　從數據上看，2004年開始，出現了民工荒、招工難的現象。從那之后，農民工的工資就一直處于上漲當中。這背后的推動力至少有一條，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越來越慢，終于到了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15到59歲的人群開始絕對減少。相應的人口撫養比開始上升了。因此前面說的有利于經濟增長，獲得人口紅利的因素發生了逆轉，很自然，經濟增長速度也會降下來，人口紅利應該說就消失了。人們在這個時候開始討論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表示，中國還沒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說減速，減速有可能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開端。最有名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是拉美很多國家，還有亞洲的馬來西亞，甚至南亞的一些地區。
　　一般來說，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經濟增長的減速，有的時候是因為一個特殊的機緣，如墨西哥比索的貶值導致經濟增長放緩。但實際上，這其實是發展階段產生了變化。在這個發展階段之前也許有一些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但是到了特定發展階段以后這些手段就會失效，但是你又沒有找到新的殺手锏，因此經濟增長速度就下降了。
　　有的時候減速并不一定是壞事，但是你要知道以后如何保持持續增長。如果減速之后不知道減速的原因，不知道人口紅利消失了，不知道因為劉易斯轉折點到了，傳統的靠投入推動增長的模式已經失效，應該靠科學進步、靠改革，正常的減速就有可能轉變成為經濟的長期停滯。
　　日本就是這樣，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紅利消失了，和我們2010年幾乎一樣，從人口因素來看。但是日本不知道它的人口紅利消失了，也不知道它的供給能力降低了，以為是它的需求不足，因此日本人用了所有的精力去刺激需求，最后失去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基本上是零增長。
　　下一步會產生收入差距和社會矛盾加大現象。過去高速增長有一些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但是不管怎么說你增長我也增長，你拿的份額高，但是我也有所改善。如果經濟不增長，蛋糕不再做大了，蛋糕成為一個不變的東西，人們還能干什么呢，人們想的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重新分蛋糕。能均等地分嗎？不是，誰的談判力越強，誰對政策的影響力越大，以前占有更多的資源的話，誰就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額。這時候，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社會矛盾會變得越來越尖銳。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提出說我要給老百姓改善收入分配。在拉美很多人想當總統，很多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去競選總統，因為有號召力，可以空口說白話，說改善收入分配。因此，他們的政策變成了典型的民粹主義政策。蛋糕不做大，拿什么去給大家改善，你要重新調整蛋糕嗎，不太可能。因為本來就有更強的談判力、政策影響力的人占有更大的份額，反對任何形式的改革。因此，這些國家陷入到惡性循環，導致體制的固化。

　　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只能通過改革

　　蔡昉表示，當前，我國經濟在運行過程中已經出現了許多問題。對此，新一屆政府有一個應對思路，有人叫“李克強經濟框架”。其中第一條措施就是不大規模刺激經濟。不刺激經濟不太可能，但是要不大規模刺激經濟。
　　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時候就是刺激經濟。當時它的人口紅利消失了，過去的一些制造業失去了競爭優勢。這時刺激經濟，在制造業部門就是繼續生產大量的工業產品而沒有人購買。而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由于基礎設施建設是與實體經濟配套的，因此實體經濟不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也沒有發展的需求。這樣刺激經濟、擴大流動性的后果就是資金最終進入非實體經濟、金融業等，這就背離了刺激經濟的初衷，泡沫經濟起來了。
　　因此我們今天必須認清形勢，我們的問題出現在供給方，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而解決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應該用別的辦法。
　　還是以亞洲的例子來說，新加坡之所以能夠取得長時間的經濟快速增長，是因為它在劉易斯轉折點之后，利用了國際的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今天新加坡GDP的百分之四十是由外籍人員創造的，也就是它采取了開放的移民政策，而日本沒有。因此新加坡的勞動力始終是充足的，這就可以防止資本邊際報酬過快的下降。但是中國不行。不過，我們也有潛力可挖，就是讓農民工的轉移更加充分一些。更重要的是，雖然資本邊際報酬終究要下降，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創新，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把資本邊際報酬下降的那部分給補上去。其實新加坡也做到了這一點，它在目前的全球創新上排名都是在前十位。
　　對中國來說，這兩個過程其實就是通過改革創造制度紅利的過程。
　　蔡昉認為，如果不進行改革的話，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我國在2011到2020年間，勞動力總量會減少，潛在增長率水平將會繼續下降。但是如果通過改革讓勞動參與率更高，讓更多的人進入到勞動力市場，只要每年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潛在增長率就可以增加0.88%，這是相當可觀的。
　　問題是勞動參與率如何提高，靠晚退休解決不了。六十歲上下的老人企業是不需要的，但是企業目前還需要農民工。農民工因為戶籍制度的約束沒有養老保險、沒有社會保障，很難轉移出去，因此他們退出勞動力市場太早，太頻繁。因此需要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增加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
　　其次，全要素增長率可以直接刺激經濟增長。如果全要素生產率增加一個百分點，潛在增長率就可以增長0.99個百分點。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只能通過改革得到，通過讓農民工轉移可以繼續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通過優勝劣汰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和效益的提高，同時也不可忽略技術創新的作用。
　　如果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就可以進入經濟發展的最后一個階段，也就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長。新古典增長的核心是沒有任何紅利和剩余勞動力，資本邊際報酬是遞減的經濟增長的唯一來源只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全要素增長率包括兩部分，一是技術進步，二是資源重新配置，有效率的企業得到更多的投入和生產要素，效率低下的企業破產倒閉，美國靠此把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蔡昉總結說，對于我們來說，這種資源重新配置的機會更多。我們城鄉之間生產率有差距，我們部門之間生產率有差距，部門內部企業和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距也很大。但是，需要經過一個重組的過程，這就要求改革。

　　現場問答

　　問：創新可以是面向市場，創造新的需求，也可以從供給這方面，通過降低成本來實現，未來我們是那種呢？
　　蔡昉：從創新的角度來說包括兩類，一類是科技創新，一類是制度創新，總的來說所有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的創新都可以從需求方面得到，但是大多數情況下主要還是反映在生產能力這個角度。所以創新主要是從供給方來衡量的。你說的成本的事，其實生產率有兩種表述方法，一個是說生產同樣數量的產品，我用更少的成本，其實它反過來說也是一樣，我固定的成本生產出更多數量的產品，所以不完全是要用最便宜的方法生產，而是說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產。
　　我們過去都說日本失去了二十年，但是你真到日本去看，發現看不出日本很蕭條。有一個日本教授做了一個研究，日本在經濟停滯以后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大幅度提高了。你花同樣的錢，但是你買的服務質量已經大幅度提高了。

　　問：中國的傳統勞動力，尤其是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是比較低的，現在隨著中國大學擴招，素質在提高，這個對中國經濟未來有什么影響？
　　蔡昉：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對中國人力資本的培養，你是少見的一個樂觀的，說我們過去農民工素質是提高了，更多的人認為沒有多大提高，擴招的質量也不高，農民工輟學率越來越高。我處于中間，認為我們過去的教育程度其實是不能否認的，與此同時今天也有很多不利于教育發展的因素，就是說我們今天勞動力短缺了，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還年年上漲，這個時候人們沒有動機去上學，農民工的孩子、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甚至沒有機會讀完義務教育。在未來對人力資本需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這個缺口會越來越大，也會影響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有可能是我們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最近我聽到一個美國教授的講座，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一個著名的公式，叫做今天的收入差距加上今天的人力資本差距等于明天的收入差距。農民工和城市職工的孩子受教育程度不一樣，讓這個差距越來越大的話，那么貧困和收入差距就會帶到明天去。

　　蔡昉簡介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員、博導，全國人大常委。兼任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全球變化人文因素國際項目中國委員會副主席。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農村經濟理論與政策、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等領域。著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十字路口的抉擇—深化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窮人的經濟學》、《中國流動人口問題》和《科學發展觀與增長可持續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