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擬和小數據時代，能夠大量掌控公民個人數據的機構只能是持有公權力的政府機構，但現在許多企業和某些個人也能擁有海量數據，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政府機構。
　　●大數據時代到來，傳統線下企業的數據保護方式失效了，只要用戶使用智能手機，他就必須將自己的個人數據所有權轉移給服務商。更復雜的是，經過多重交易和多個第三方渠道的介入，個人數據的權利邊界消失了。
　　●無論是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曬”心情，或是關注、評論他人，都存在泄露個人信息的可能性。你因此常會受到推銷信息和垃圾短信的騷擾，甚至被偽裝成好友的犯罪分子詐騙。
　　●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需要在操作層面上完善，還要在法學基礎理論研究中有所突破，為數據保護法律體系的完善提供理論支持。

圖為倫敦奧運會期間，英國一家科技公司在倫敦街頭安放的智能垃圾箱。　　  資料照片

　　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期間，英國一家科技公司在倫敦街頭安放了200個智能垃圾箱。這種建造成本高達3萬英鎊的垃圾箱當然不光是用來讓路人投棄垃圾的。智能垃圾箱采用防彈材料制作，具有網絡連接功能，還安裝了Wi-Fi設備和兩塊液晶顯示屏，分別用于搜集手機用戶信息與播放商業廣告，廣告顯示內容可以實時更新。
　　令人吃驚的是，智能垃圾箱所采用的無線局域網定位技術可確定路人所攜帶智能手機的具體型號與特定MAC地址。經過一周時間試驗后，這家公司得到了400多萬個智能手機用戶的數據，并確認了其中53萬部手機的惟一用戶信息。
　　智能垃圾箱并非用來展示高科技的神奇，開發者利用處在激烈競爭中的公司企業急于抓住商機的心理，希望相關企業能利用其所搜集的手機用戶數據抓住小眾市場，以便直接向收入較高的專業白領人員投放相關廣告。例如，某家咖啡店通過跟蹤馬路過客攜帶的蘋果iPhone，即可判斷出這些人為了早餐通常在上午八點駐足，購買咖啡和面包。如用戶改變了消費習慣，轉向其他競爭對手購買咖啡早餐，受影響的商家就會購買智能垃圾箱播放的廣告時段。當特定手機用戶路過垃圾箱周邊時，系統會從儲存的數據中匹配對號，自動向特定用戶推送忠實顧客獎勵計劃或打折優惠方案。

　　大數據對個人隱私保護提出嚴峻挑戰

　　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正在將社會強行推入一個“大數據”的時代，不管人們是否愿意，我們的個人數據正在不經意之間被動地被企業、個人搜集并使用。隨著互聯網、智能手機、傳感器、個人穿戴式設備等新技術的不斷普及，個人數據的網絡化和透明化已經或即將成為不可阻擋的大趨勢。在模擬和小數據時代，能夠大量掌控公民個人數據的機構只能是持有公權力的政府機構，但現在許多企業和某些個人也能擁有海量數據，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政府機構，從而對公民個人的隱私保護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一個以云計算為標志的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依靠云計算的數據處理能力，人們不再對浩如煙海的信息一籌莫展，相反，數據成了有價值的資產，成了極富增值潛力的“金礦”。
　　網絡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它背后總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無時無刻地盯住個人數據，它通過用戶的網頁瀏覽、網購偏好、社交網絡交友信息、微博關注、手機位置服務等日常應用搜索各種數據，其目的無非是利用這些數據攫取商業利益。例如，當用戶瀏覽網頁或使用搜索引擎時，他訪問的網站和搜索引擎會記錄并鎖定相應數據，然后有針對性地向其推薦與之相關的目標廣告。曾有用戶好奇搜索了“棺材”一詞，于是他微博的廣告位置就連續出現了數十天的棺材、壽衣廣告。
　　手機位置服務是一種基于手機物理位置的計算機定位程序。除了GPS導航、個性化天氣預報、手機位置查詢等常見應用外，手機位置服務還在社交媒體上得到了廣泛應用，如微信中的公眾賬號和微博的地理定位功能。手機位置服務的另一項重要功能是移動商業廣告，即通過確定移動客戶端用戶的地理位置，廣告服務商向目標客戶推介精準化的商業廣告。
　　在目前技術條件下，即便用戶不使用智能手機，或主動關閉GPS定位和無線上網功能，服務商也能依據手機與基站的連接時序確定手機位置。如果把手機用戶的位置信息與其通話記錄、上網習慣等數據加以整合，即可得到基本準確的更多用戶信息。如用戶熱衷于社交媒體互動，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更多、更精確的定向廣告內容。一些移動社交媒體網站多具有簽到功能(Check　in)，當手機用戶通過客戶端軟件在某家飯館、酒店或商家簽到后，網站會自動發送周邊商戶的電子優惠券和其他打折優惠促銷信息。既然垃圾箱可以智能化，路燈桿、廣告牌、讀報欄、攝像頭當然也可以安裝智能芯片，成為商家和廣告商搜集用戶數據的新端口。
　　大數據帶來的整體性變革，使得個體用戶很難對抗個人隱私被全面暴露的風險，谷歌公司著名的街景服務曾引發許多被攝影對象的抱怨，他們要求谷歌在街景畫面中屏蔽掉自家住宅或商鋪的圖像，但虛化后的陰影與周邊景象形成了鮮明對比，促使一些歹徒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提示按圖索驥地登堂入室。

　　大數據使個人數據的權利邊界消失

　　傳統個人隱私保護方式是一種用戶授權模式。
　　個人用戶在使用金融機構、郵局、物流等企業提供服務時，要通過與服務商簽訂的格式合同，將個人信息提交給服務商，服務商則負有保護個人數據的責任。用戶與服務商之間雙方權利的邊界相對清晰。
　　大數據時代到來后，傳統線下企業的數據保護方式失效了，只要用戶使用智能手機，或上網購物，或參與社交媒體互動，他就必須將自己的個人數據所有權轉移給服務商。更復雜的是，經過多重交易和多個第三方渠道的介入，個人數據的權利邊界消失了，或者說模糊不清了。
　　以網絡購物為例，用戶要經過網絡下單、在線支付、物流配送等多個流程，其中每個環節都涉及個人數據的搜集、利用與轉移。當你用搜索引擎尋找商品信息時，搜索引擎服務商和電子商務平臺就導入了你的搜索信息。下單與支付等環節的契約關系看似簡單，表現為用戶與網商店家簽訂合同，但在實際生活中，電子商務平臺商通過后臺數據監控，可輕松地得到完整而精確的用戶個人信息，比如購物偏好、個人身份和家庭地址。
　　在精確分析海量客戶數據的基礎上，電子商務平臺商完全可以對用戶數據進行第二次開發或再利用，或者與出價高的第三方共享用戶數據。負責快遞的物流企業同樣有能力得到與平臺商相同的用戶個人數據，因為每張快遞單都錄有快遞客戶姓名、家庭住址、包裹種類和手機號碼信息。如果這些數據落到不良數據中介和不法商家手中，網購者就會成為垃圾信息和商品推銷的目標。最近報道的快遞公司“內鬼”事件表明，一些物流企業的大量用戶數據被上網銷售，還能做到數據實時更新，任何人都可以方便地從網上購買這些數據。
　　分享是網絡時代的基本特征，基于分享理念的社交媒體在當下分外走紅。但分享同時意味著個人數據的分享。無論是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曬”心情或體驗，或是關注、評論他人，抑或一個簡單的表達，都存在泄露個人信息的可能性。一些微信用戶在關注了公眾賬號后，常會受到推銷信息和垃圾短信的騷擾。同樣，即時信息通訊工具也可能被竊聽或盜號，以致被偽裝好友的犯罪分子用于詐騙。

　　大數據時代需要新的個人信息保護模式

　　當網絡成為社會普遍的生活方式后，個人數據的流動性與暴露風險大大增加了，而大數據則將潛在的風險發展到極致。為應對前所未有的新風險，首先需要完善個人數據保護的法律體系。
　　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其中規定：“國家保護能夠識別公民個人身份和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電子信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竊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公民個人電子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個人電子信息。”實施這個決定，需要在操作層面上完善與之對應的法律體系，同時還應在法學基礎理論研究中有所突破，為數據保護法律體系的完善提供理論支持。
　　目前需要研究的理論問題有：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所有權概念；數據交易與轉讓的法律規則；以及數據保護的基本法律。
　　就在幾年前，一些學者還對當時剛出現的網游虛擬貨幣問題不以為然，覺得這只是少數人玩的虛擬空間游戲，離社會大眾生活相距甚遠，因而無需法律的介入與規制。但此后不久，網游中的虛擬貨幣就引發了大量的法律糾紛，一些大型游戲公司也無法回避虛擬貨幣交易，有的還開辟了交易市場，向用戶提供虛擬貨幣交易服務，法院也不得不作出專門判決。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規定了網絡信息保護的基本原則，從法律體系和操作層面看，僅有這個決定還遠遠不夠，實施決定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規以及操作性強的司法解釋。目前亟須制定《信息安全法》、《反垃圾電子郵件法》、《手機垃圾短信治理法》和《網絡和新媒體廣告法》，為個人數據保護提供全面的立法支持框架。
　　在用戶提交個人數據后并接受約定服務后，服務商和運營商即負有保護個人數據的法定責任。在用戶與服務商關系方面，用戶一般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弱勢一方，因此，保護用戶個人數據安全，既是服務商不可推卸的法律責任，也是企業的重要社會責任。
　　但一些企業往往利用強勢者地位，強迫用戶簽訂不利于消費者的霸王條款合同，飽受詬病的智能手機預裝軟件就是其中典型代表。由于手機制造商、網絡運營商、銷售代理商、軟件制造商之間的利益輸送，令人不勝其煩的預裝軟件充滿了有限的手機內存空間。
　　這些預裝軟件不僅消耗用戶的上網流量，且暗中吸費，還非法上傳未經授權的用戶信息。更悲哀的是，除個別通曉手機軟硬件知識的發燒級高手，一般用戶幾乎無法自行卸載軟件。為防止用戶自行安裝新系統，手機制造商往往在手機保修條款中強行規定：一旦用戶自行更改原裝操作系統，則手機不再享受保修權利。
　　從技術上說，智能手機與個人電腦的工作原理是相同的，電腦制造商當然不會因用戶卸載了預裝操作系統(比如卸載Windows改裝Linux)而拒絕保修，但現行手機產業鏈的現狀就是如此。
　　在權利受侵害后，有效實施權利救濟是現代法治社會的標志之一。然而，近年來屢次發生的侵害個人數據案件和電信詐騙案件表明，雖然當事人一方損失巨大，社會影響很廣，但被侵權方很少有人對相關企業與個人提起訴訟。其原因可能是取證、時間耗費等訴訟成本過高，因而阻礙了權利的救濟。放棄權利救濟的直接后果是減少了侵權者的違法成本，也損害了公眾的整體社會利益。為伸張正義，保障用戶數據權利，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非營利公益組織和法律界人士有必要發起組織公益性的集體訴訟，以代表網絡用戶主張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