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季度下旬開始，決策層通過加快落實中央項目扭轉經濟持續下行局面，三季度經濟增速有了明顯回升，“穩增長”獲得階段性成果。在沒有進行大規模刺激的前提下，通過“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協調配合，統籌眼前與長遠，經濟增長、物價均在合理區間，提前完成全年就業目標，經濟穩中向好，這是新一屆政府創新宏觀調控模式后的一次成功實踐。

　　結構轉型和制度改革需要中長期的努力。為了積極主動保持平穩的就業形勢，為各項改革創造前提條件，政府持續下放一系列行政審批權，注重激發中小微企業內在活力，發揮小微企業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作用。在小微企業就業吸納器作用充分發揮之前，通過加強中央項目在民生和環境“短板”和“欠賬”方面投資，為“調結構”和“促改革”創造時間和空間。

　　加強經濟社會的薄弱環節建設，既為經濟社會發展打好基礎又避免傳統規模刺激政策造成浪費和重復建設弊端。但同時，政府又不能過度“穩增長”，導致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更加困難(穩增長政策大多還是依靠傳統投資項目)，政府需要在“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中找到合理平衡，才能真正實現三者的有機統一和良性互動。

　　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1066萬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標;三季度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同比增加525萬人，月均收入同比增長13%。在就業整體良好、三季度經濟增長7.8%(前三季度累計增長7.7%)的前提下，結構轉型、產業升級和制度改革的空間被打開。從這個意義說，筆者認為，當前“穩增長”正面臨有限刺激臨界點，“穩增長”或告一段落。

　　數據顯示，前三季度中央項目投資同比增長10.4%，比1-8月回落0.4個百分點，在7月份升至3年來高點后連續2個月回調;據我們測算，前三季度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4.2%，回落0.6個百分點，其中水利投資回落1.2個百分點，降幅較大。在三季度經濟明顯回升后中央項目有所收縮，這表明政府正在著力把握“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適度調整和動態平衡。與此相印證，國家預算資金增速也已持續2個月較大回落。這表明政府在經濟企穩后主動調減了中央項目這一“穩增長”調節器，使經濟穩在合理區間而不再刻意追求高增長速度，轉而更多借助市場力量培育和強化經濟內生增長動力。這符合新一屆政府“有限刺激”的政策邏輯：把經濟增長穩定在合理區間，更強調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合理的經濟增速有利于調結構和化解過剩產能。

　　經濟內生動力的復蘇和激發不是靠規模化投資，而是需要真正做到“簡政放權”和“微觀放活”，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對經濟社會改革做出總體部署。在大的改革氛圍下、在經濟增速達到“下限”之上，我們認為，“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在四季度將更多地體現在后兩者，將有更多的經濟結構調整的具體措施付諸實施。

　　增強經濟內生動力，說起來容易卻做起來難，這不僅需要政策放活措施扶持，更需要新技術、新產業和新市場的培育，具有滯后性和長期性的特點，這就決定了增強和培育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具有艱巨性和長期性。多項指標顯示，經濟的內生動力并未隨總體經濟企穩向好而明顯改善，就制造業而言，9月中型企業景氣度仍在收縮區間，而小型企業景氣還有進一步惡化。

　　“當前經濟回升的基礎尚不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廣大中小企業景氣度仍偏低。筆者曾指出經濟轉暖過程中的“結構偏冷”問題，較早呼吁“微觀放活”政策要抓緊落地，以真正激活經濟內生活力，有效接續經濟增長后勁。10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和研究了半年多來促改革、調結構措施落實情況和存在的問題。會議要求，要以政策兌現為目標，毫不松勁抓落實，加快完善和細化配套措施，讓政策措施盡快“落地”;要以塑造競爭新優勢為導向，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并強調加大金融等支持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發展力度。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李克強總理10月21日在中國工會十六大上所期許的，“切實使經濟發展轉向主要依靠內生增長、創新驅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綜合上述邏輯，筆者認為，在沒有大的不可預期的外部沖擊下，“穩增長”將暫時告一段落，四季度將重點轉向“調結構、促改革”。我們判斷，四季度經濟增速將不會有更加快速的增長(反而有一定的下行壓力)，流動性整體偏緊，貨幣進一步寬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已不大，全年經濟增速約在7.6%~7.8%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