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師范大學和發展中國論壇主辦的“紀念農村改革35周年暨近現代(百年)中國名村變遷與農民發展”學術研討會于2013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人大、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共中央黨校，民革中央、農業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博物館、安徽省循環經濟研究院、德州市委以及周臺子村、花園村和小崗村等40余名代表參會。與會代表圍繞“近現代(百年)名村變遷與農村發展”、“農村改革35年來的名村變遷與農民發展”以及“農村改革35年來的成就和未來改革”等主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討論。

　　近現代(百年)名村變遷與農村發展

　　會議認為：開展近現代中國農村變遷與農民發展研究意義重大。中國是一個農業古國、農業大國、將來要發展成為農業強國，不能沒有農業發展史、農村變遷史和農民發展史。為農業、農村和農民著歷史，不僅是完善新中國史學研究體系的需要，更是為農業、農村和農民謀發展的現實需要。通過總結歷史、探索中國“三農”現代化的未來道路、戰略和政策，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應該組織力量加強研究。本次會議上，浙江師范大學農村研究中心(RCC)研究團隊發布了“近現代(百年)農民發展研究成果”、“毛澤東《興國調查》中八個農民家庭跟蹤調查研究成果”、“中國名村變遷與村域集體經濟發展研究成果”、“民國鄉村思想史研究成果”。
　　RCC研究團隊認為：農民發展是農民的基本生存權利不斷獲得、不斷滿足，生存保障條件不斷改善的過程；是經濟增長帶來農民物質生活持續改善的過程；也是社會發展帶來農民的社會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車裕斌教授領銜的課題組據此構建了農民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選擇1911年、1936年、1953年、1978年、2011年五個歷史時點的歷史數據，對百年來農民發展進行了定量評價，得出下結論：近現代(百年)中國農民發展的歷史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建國前的停滯發展階段與新中國成立后的快速發展階段；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農民在生存保障、物質生活、社會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農民發展逐步進入了良性發展軌道；當前，我國農民已經步入均衡發展周期；著力提高農民收入，通過多種途徑為農民提供豐富多樣的精神文化產品，積極改善農民的食物結構，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農民全面均衡發展必須重點解決的關鍵問題。
　　RCC團隊的另一項研究成果證實：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農村經濟社會以及農民發展是翻天覆地的，農戶經濟及農民生產、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轉變。魯可榮教授通過對毛澤東《興國調查》中八個農民家庭變遷及生產與生活發展的回溯比較發現：農民家庭從自給自足的傳統小農生產逐步向市場化、社會化的現代小農生產轉變；產業結構由家庭化的純粹小農經濟向非農經濟為主農業兼業化轉變；家庭生活水平從難以養家糊口到基本維持溫飽向生活寬裕邁進；家庭消費結構從生存型消費向健康享受型消費轉變；農民生命健康保障和社會保障體系從無到有而且逐步完善。但是由于大量年輕人外出務工而產生的農村留守人群問題和農村“空心化”問題，家庭生活方式的“城鎮化”產生的農村資源環境問題，傳統家庭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及農業兼業化難以適應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發展需求等問題導致了傳統農業型村落轉型與農民發展面臨諸多困境。在急劇的生產方式轉型和制度變革過程中，如何實現欠發達的傳統農業型村落的成功轉型與農民的全面發展成為十八大提出的“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戰略的關鍵所在。
　　RCC認為：集體經濟長久存在是人類遵循適者生存法則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人們的行為偏好或意識形態的強制。在當今中國社會思潮中，人們對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的誤解越來越深，以至于影響了當前我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王景新教授的研究結果顯示：當前我國行政村域已具相當規模，農戶家庭經營收益普遍有保證，為長期穩定地解決農民溫飽問題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是，村級集體經濟卻普遍貧窮，多極分化嚴重，與維持村級組織基本正常運轉和村域社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所需要支出快速增長趨勢相比較(年均純收益不能低于10萬元)，有不低于70%的村即組織運轉和社區基本公共服務尚需依賴轉移支付來維持。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刻不容緩。

　　農村改革35年來的名村變遷與農民發展

　　與會專家指出：農村改革35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尤其是各具特色的名村變遷與發展集中彰顯了農村改革和農民發展的巨大成就。來自農村“大包干”發源地的小崗村、河北名村灤平縣周臺子村、著名經濟強村浙江東陽市花園村的負責人分別介紹了各村的變遷與發展歷程、發展模式及其成功經驗。
　　小崗村黨委副書記于謙介紹了農村改革以來小崗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尤其近年來，小崗村認真貫徹十八大確定的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通過加強組織建設和村民自治，采取科學規劃、招商引資、項目帶動等創新措施，積極探索改造傳統農業、多措并舉發展現代農業，全面開展美好鄉村示范村建設，并取得了積極的成效。著名經濟強村浙江東陽市花園村黨委書記邵欽祥回顧了花園村30多年的發展歷程，并總結了花園村轉型發展的成功經驗在于：堅持走科技興村、創業創新之路，堅持推進新型農村建設，大力推進農村經濟、科技、旅游、文化等方面全面協調發展，加強村級組織建設和民主管理，充分發揮村“兩委”和黨員的示范帶頭作用。河北名村灤平縣周臺子村黨委書記范振喜介紹了農村改革35年來周臺子村從一個塞外貧困山村發展成為北方經濟強村的轉型之路。其成功經驗在于：堅持“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充分盤活土地資源，通過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使土地增值，積極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并結合村情有效實施舊村改造和新村建設，加大對村落文化、科技、生態等方面的建設。此外，山東德州小城鎮德州研究中心史好泉主任還介紹了德州市從撤鄉并村到建設農業產業園區和農村社區同建的做法和經驗。
　　與會代表認為，小崗村、周臺子村、花園村自農村改革35年來的巨大發展變化，集中反映了中國農村改革以來的農業現代化、村域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的成果，他們的實踐，拓展了中國特色的國家工業化、城鎮化道路，證明并豐富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理論，為發展中國家的村域現代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山東德州的農業產業園區和農村社區同建(“兩區同建”)的做法和經驗，對于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破解農業現代化滯后、農村相對于城市現代化的衰落、農民的農業規模經營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增長緩慢等難題，以及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批示精神，推進中央要求的全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等工作，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農村改革35年來的成就、問題及未來改革與發展

　　與會專家、學者結合各自的親身工作經歷或研究心得，圍繞農村改革35年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及未來改革與發展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段應碧認為，35年來的農村改革主要是對農村三個方面的制度進行了深層次的改革：一是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實行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農村培育了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把農戶變成了生產經營單位；二是改革計劃經濟制度，特別是計劃購銷制度，在農村形成了市場體系，讓農民進入工商領域，給農民發展開辟了新的機會；三是改革城鄉二元體制，逐步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結合十八大報告確定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段應碧認為，在新型“四化”同步發展中，新型城鎮化應該有三條道路：第一，能夠帶動農村、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第二，要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及中心鎮，促使農民就地“市民化”。第三，要把新型農村社區納入城市社區管理體系。王瑞璞認為，35年來的農村改革帶動了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和整體性改革。針對農村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只有通過深化農村改革和繼續推動農村發展才能有效地解決這些矛盾與問題。宋洪遠系統地回顧了35年來農村重大改革的決策機制與決策過程，總結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鄉村治理機制、農村行政管理體制以及農村土地制度、市場制度、財稅與金融制度等方面的體制改革與創新，認為中國農村改革取得了四個方面的戰略轉型和發展：從傳統農業轉變成建設現代化農業、從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到加強農村社會建設、從實現農民經濟利益到保障民主權利、從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到推動城鄉一體發展。
　　與會代表認為，應該立足于農村改革35年來的巨大成就，結合農村發展的新形勢新機遇，繼續探索與深化各項改革。張曉山指出，在下一步的農村改革中，應該要進一步完善和加強村民自治，正確界定村委會和新型農村社區的關系與職能，明確村委會、社區和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以及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加強農村社會建設與農村社會管理等。此外，與會代表認為，為了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應該要繼承和弘揚農耕文明、加強村落文化建設、重塑鄉村價值、加強農村法制建設以及發展循環農業和生態經濟，要繼續加強和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村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