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末審計署全國范圍內抽調人員重啟政府性債務審計，至今已有近3個月時間。市場大多猜測，11月份三中全會之前相應的審計結果就會正式出爐。近期亦有媒體報道稱，審計署預計將于10月中下旬匯總各地審計結果，正式呈報國務院。
　　對于如此重要的信息，市場顯然也不愿意干等。就在審計署加班加點摸排之時，很多研究機構也都公布了其研究結論。據不完全統計，各大機構對存量政府性債務規模的預計大多是2010年底10.7萬億元的兩倍，也即20萬億元上下。比如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就認為，截至今年6月末，該行測算的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估計在21.9萬億元。
　　數字競猜當然必要，但這已經不是此輪政府性債務審計的最終目標。事實上，自從審計署啟動此輪摸排以來，中國領導人就已經在多個場合明確表示地方債問題風險可控。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此輪摸排將更具技術性特征，也即旨在為解決問題提供詳細而全面的參考坐標。
　　而在摸排推進之時，部委層面對于未來財稅體系如何構建的爭鳴并未停息，城鎮化下一步的融資模式如何構建也當仁不讓成為焦點。
　　雖然迄今為止下一步如何走并不明確，但是什么路走不通卻在逐漸形成共識。簡要梳理一番，其中至少有以下兩點是解決問題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首先，銀行是否還能作為主要的融資渠道。審計署6月初公布的地方政府債務跟蹤審計結果顯示，盡管債券融資占比近年來快速攀升，但90%以上資金籌措需要通過商業銀行進行是不爭的事實。在央行未放開利率管制，而且商業銀行能夠比較容易進行股權融資之時，銀行體系基本可以承當起這一籌措資金的重任。但自今年以來，不但利率市場化舉措一步快過一步，商業銀行股權融資的難度顯然也在加大。這意味著，商業銀行未來可能既無能力也無愿望挑起這一重任。
　　但這或許是過于極端的一種猜測。更有可能的狀況，應是商業銀行在資金和資本的雙重約束下，對地方融資平臺的選擇會更審慎。銀行貸款對于融資平臺的重要性會逐漸下降，但仍將占有重要一席。
　　商業銀行的處境也會比較尷尬——因為有渠道的客戶一定會選擇發債，剩下的客戶則更具挑戰性。此前審計署報告顯示，通過各種違規手段籌資的案例正呈現上升趨勢，這很顯然是銀行融資大門關上的直接后果。
　　其次在財政收入增速已經降下來之時，融資平臺拿什么來維持下一輪擴張？最直接的辦法無疑是用潛力巨大的直接稅替代間接稅，譬如目前各界熱議的房產稅、遺產稅等。但眼下的關鍵，似乎已不是簡單換一種發展思路的問題，而是如何既能有效平穩地轉變財稅體系支撐發展，又避免對經濟運行有過大的短期影響。換言之，財稅體制的改革不是單純追求效果最大化，同時也在追求成本最小化。
　　但成本最小化的直接矛盾是時間，這也是一個大問題。在此輪政府性債務摸排結果明晰之后，是繼續參照2010年至今的“時間換空間”方式，還是會有更直截了當的解決辦法，值得期待。當然財稅體系的改革，目標并不僅僅只是考慮政府財政收入來源，其中還涉及哪些群體該成為稅收來源的主體，以及如何提高收支效率等。只是從風險排除角度，市場迫切希望知道融資平臺會有哪些新的“財路”。
　　整體而言，這兩大問題一內一外，均涉及政府融資模式的根本。推而廣之，融資渠道的轉變也涉及下一步整個金融體系的構建方式，財稅體系的轉變更涉及市場經濟參與各方關系如何調整。值得一試的解決辦法無疑很多，但哪一種會脫穎而出？這恐怕才是此輪債務審計結果敲定之后最迫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