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3月新一屆政府組建至今已經半年多，其經濟政策也愈益清晰。依筆者看來，新一屆政府的經濟政策，改革特征明顯。其基本內容，可以簡略概括為“二、三、四”。即“兩個凡是”，“三個字”，“新四化”。
“兩個凡是”，新一屆政府經濟政策的基本理念
所謂“兩個凡是”，就是李克強總理2013年3月上任之初提出的，凡是市場能夠做到的，交給市場；凡是社會能做到的，交給社會。
“兩個凡是”核心是政府向市場放權讓利，激發市場活力；政府向社會放權，將那些本應由社會承擔的事務交由社會承擔。而要實現“兩個凡是”，就必須加大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才有可能做到。
“減、放、管”——新一屆政府經濟政策的基本特征
為推進“兩個凡是”，需要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用三個字概括，就是“減、放、管”。
(一)減
“減”，包含以下4層含義：
1、減政
通過簡政，轉變政府職能，是新一屆政府力主的一項重要改革。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準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涉及鐵路政企分開、衛生計生整合、食品藥品監管等方面。這次改革的核心就是轉變政府職能，也是簡政放權。減政，不能“換湯不換藥”，要把不該管的微觀事項堅決放給市場、交給社會，該加強的宏觀管理切實加強，做到事前審批要“放”，事中事后監管問責要到位。
2、減少行政審批
2013年6月19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再取消和下放32項行政審批事項。新一屆政府在減少行政審批方面可謂疾步快跑，目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215項，李克強總理曾經承諾在本屆政府內取消和下放近600個項目，已經完成逾30%。
3、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
政府不應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市場主體應當是人格化的財產主體，政府不具有承擔市場主體責任的能力。
政府不應直接去組織融資和操辦項目。一個地區的領導就決定管轄區域內要發展哪些產業，要有多少個項目，可以決定財政給哪些企業進行投資補貼。它造成一個后果，就是產業同構化、同質化。且投資效益沒有切實保證。由于對市場缺乏足夠分析，一陣風上馬的項目極有可能導致投資效益低。
不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市場經濟實行“非禁即入”，即除非有法令明令禁止的，每一個公民都可以自由進入。
4、減少賦稅
中國企業賦稅嚴重，要讓企業輕裝，需要減輕企業賦稅。
新一屆政府一直力主結構性減稅。2013年7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暫免征收部分小微企業增值稅和營業稅。這次對小微企業減稅，按每月最高限額2萬元大致測算，一年減稅約400億元，雖然在總規模達12萬億左右年度公共財政收入中，合計占比不足0.4%，但這卻是一個好的開始。此外，“營改增”(營業稅改增值稅)的稅制改革也是減少賦稅的一種形式；全力壓縮“三公”開支，對以往過慣了寬松日子的各級政府，需要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了。
通過“減”，降低了創新創業的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釋放了市場潛力。
(二)放
只有把該放的權力放到位，才能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創造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一是政府向市場放權。首要是政府對市場的尊重，包括對價值規律和供求規律的尊重，按經濟規律辦事，等等。政府向市場放權，其核心內容是放松管制。例如，放開貸款利率，這是金融改革邁出關鍵一步。
二是政府向社會放權。政府向社會放權，是為更好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通過放權理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三是中央向地方放權。中央向地方放權，重要的是發揮地方的優勢、地方的積極性，解決財權事權不匹配的問題，增強地方自主權。
(三)管
管的含義是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政府自身改革不僅要減少和下放權力，還要創新和改善政府管理，加大對市場監管，管住管好該管的事，工作重點應轉到為市場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上來，轉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轉到建設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上來。與此同時，政府應當在納稅人的監督之下，改善政府自身的管理，杜絕貪污和浪費，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為公眾提供服務。
“新四化建設”——新一屆政府經濟政策主基調
所謂“新四化建設”，就是市場化、全球化(國際化)、城鎮化和信息化。之所以把“新四化建設”看作新一屆政府經濟政策的主基調，與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的大半年時間內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關。推進“新四化建設”，既是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需要，也是推進新一輪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措施。
(一)市場化
市場化建設，重在提升市場潛力，釋放市場活力。中國35年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經濟持續近10%的速度增長，一個基本原因是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巨大潛力得到較為充分的發揮，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并沒有完成，“半計劃、半市場”，是人們對這種體制目前狀態的一種描述。因而還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如何發揮市場經濟潛力和規范政府行為，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市場化建設，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規范政府行為
政府在市場經濟中作用，一是制定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提供一個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即建設一個法治的市場環境；二是建設一個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服務型政府，即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政府不能作為利益攸關方與民爭利，政府也不能過多干預微觀經濟活動，這樣只能為經濟環境帶來負面影響。
明確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就需要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行為進行規范。“減、放、管”，是新一屆政府對政府行為規范提出的要求。政府減少行政審批和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向市場放權，做好自己應做的事，包括對市場行為進行監管，是規范政府行為的重要內容。除此之外，還包括政府如何運用好的看得見的手，包括如何運用好經濟手段，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新一屆政府要“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其宏觀調控政策的基調也十分清晰。就是去杠桿、去庫存、去產能。從宏觀層面來看，去庫存、去產能要解決的是產能過剩和結構性過剩。中國近年金融杠桿化不斷加深，特別是房地產、各類礦產的大幅上漲過程，其實也是政府、企業和居民不斷加杠桿的過程，結果表現為企業負債、政府負債都在不斷增加。
2、明確市場的基礎和主體
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是企業，還是政府，這個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即使企業被看作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也有一個不同所有制企業，能否都被看作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的問題。這涉及如何對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中作用有一清晰定位，如何打破國有企業對行業的壟斷，壟斷行業如何逐步向民營經濟開放等問題。上述問題實際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項經濟政策的制定，應當真正做到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而不論企業所有制性質是如何不同。
(二)全球化(國際化)
推進中國對外開放水平，實際就是提升中國的全球化或國際化水平，進而擴大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經濟全球化浪潮大體是上個世紀80年代興起。中國雖然卷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時間較短，但中國可能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國。中國2001年加入了WTO，在中國加入WTO的十年中，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作用得到較為充分顯現。2001年，中國全年貨物進出口貿易只有6000億美元，2012年則達到3.86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主要貿易大國，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第二進口大國。全年貨物出口占全球份額升值11%左右。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在全球地位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雖然近年來，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所下降，從中國自身發展角度分析，需要提升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以促進經濟持續發展。但就全球發展分析，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仍可以大有作為。在跨國商品、服務貿易和資本流動等方面都有巨大發展空間。就貨物進出口分析，中國在印度、非洲、南美和俄羅斯等地區的發展潛力巨大，未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到2020年，中國出口份額占全球的15%是完全可能的。
新一屆政府，在推動中國的全球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方面作了大量努力，特別是把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作為對外開放的關鍵舉措。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上海自貿區的示范作用在于，中國市場的開放度將逐步加深。9月，中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最終實現自由化的產品占全部商品稅目的90%，涵蓋進口總額的85%。上述這些內容，都進一步推進了中國對外開放水平。
(三)城鎮化
2012年，中國內地總人口為135404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69萬人。其中城鎮人口為7118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52.6%，比上年末提高1.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僅2012年全年，中國就有1700多萬農村居民轉變為城市居民。這說明，中國仍處在人口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按照目前中國城市化發展態勢，中國大體在2025年左右完成中國城市化進程。即中國城市化水平達到65%左右之后，其快速發展態勢將告一段落。也就是說，在今后十余年，中國仍處在城市快速推進時期，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
中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對經濟增長推進十分顯著。新一屆政府把推進城鎮化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把提升城鎮化水平作為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城市化的推進需要水、電、路、氣等公用事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一同發展，也會帶動房地產、建筑材料如鋼鐵、水泥等多項產業的發展，帶動就業、教育、衛生、醫療等社會事業的快速發展。新一屆政府在推動城鎮化建設方面所作的努力包括，推動了棚戶區改造，加大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治理城市污染。
中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加速的重要體現，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如何使進入城市成為城市居民的大量原農村人口真正融入城市，使他們在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與服務上享受與城市戶籍人口同樣的待遇，如何為流入城市的農村居民或農民工，提供平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是推進中國城市化進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信息化
2012年，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0.1%，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5.3%，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4.6%。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第三產業幾乎相差30個百分點，其巨大發展潛力成為中國進一步增長的動力。推進中國信息化水平，主要是推進兩個融合。一是制造業與信息產業的高度融合。中國工業化與信息化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孿生子”，其深度融合是產業升級的方向與動力；二是在推進服務業發展方面，也需要用信息化提升整個服務業水平。新一屆政府提出要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如何打造，一項基本內容，就是推進兩個融合。新一屆政府提出把服務業打造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引擎，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與信息業的融合。國務院制定了信息消費、文化創意等政策支持。信息消費有望成為繼房地產、汽車產業之后的又一消費領域的新的增長點。
大力推進“新四化”建設，也就是大力推進中國經濟的增長。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是要不斷完善市場化，不斷拓展全球化(國際化)，促進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信息化與制造業、服務業不斷融合，通過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進而推動中國經濟整體持續健康發展。
需要配套改革相伴隨
新一屆政府經濟政策要取得好的成效，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措施相伴隨，不然難以深入。以減輕企業賦稅為例，中國企業賦稅太重了，按照國務院財政部的公布的數據，中國賦稅達到了40%以上，OECD(經合組織)最高不超過27%，平均就是24%。政府要減降低賦稅，但是企業賦稅重又是和行政成本太高緊密相連。中國被稱為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政府，財政供養人口超過6000萬，同時還是五級政府，黨政又各一套體制，政府太大，行政成本高昂。要減少宏觀稅負，沒有行政管理體制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相伴隨是困難的。
此外，關于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也是一個目前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問題。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實際是一個被動接受，是一個“不得不”的過程，不情愿但又必須做這樣的選擇。因而在選擇市場經濟之后，理論準備尤其不足。至今我們對市場經濟基本原理和一些規律性的認識，至今沒有形成一個共識。如果在這些最基本的原理上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認可，中國的市場經濟仍將是裹足不前，很難繼續往前推進。而要推進中國市場經濟建設，仍然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一切有用的成果，包括幾百年來西方社會對市場經濟的一些規律性認識，這也與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關。
新一屆政府經濟政策仍處在健全和完善過程中，但其基本理念、基本特征、基本內容已經清晰。如果能夠有政治體制改革相伴隨，所煥發的正能量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