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經波折之后，奧巴馬正式提名耶倫接任伯南克執掌美聯儲。一向維持寬松立場的耶倫終獲提名不僅預示著“鴿派”對“鷹派”的勝利，也凸顯了美國對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嚴重依賴。
自上世紀70年代就任職于美聯儲的耶倫，不僅學術造詣深厚，履歷豐富，還擔任過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更是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和踐行者。2007年8月起，為應對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美聯儲先后10次大規模降息，聯邦利率從5.25%一路降至0%至0.25%的目標區間，12次降低貼現率累計575個基點至0-0.5%。
而在名義利率降至零水平后，為避免陷入“零利率陷阱”，美聯儲又通過四次量化寬松政策(含扭轉操作在內)，共推出了約3.5萬億美元的購債規模，占美國GDP總量的22%左右，這使得美聯儲資產規模從金融危機之前的8600億美元，增長了4.4倍之多，量化寬松基本完成了避免美國經濟大蕭條，并幫助美國逐漸走出金融危機的任務。
從這個角度講，美聯儲收縮資產負債表，使非常規政策回歸常態應該是必然之選。然而，可以預見的是，盡管持續的量化寬松將給美國帶來新的潛在威脅，但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耶倫將扮演著維持美國貨幣政策一致性和連續性的角色。
眼下美國債務之爭壓力升級，債務上限成為談判籌碼，兩黨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爭持不下，距離債務違約僅一步之遙，美債市場出現劇烈波動、國債收益率大幅走升，為避免國債收益率波動對經濟的新沖擊，美聯儲就必須持續維持債券的購買計劃。
本質而言，美國債務依賴型體制難以根本性改變。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逐步演變為債務依賴型經濟體制，政府赤字財政、國民超前消費、銀行金融支持就是這種體制的全部內容。1985年，美國從凈債權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結束了自1914年以來作為凈債權國長達70年的歷史。進入21世紀以來，海外持有的美國債券規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債券發行量占世界比重的32%。2003年至2009年期間，美國外債率分別為62.3%、70.4%、75.0%、83.6%、95.4%、95.2%和95.9%。
近十年來，美國政府每年的借款包括債務再融資規模平均超過4萬億美元，美國債務總規模由5.3萬億增長至目前的16.7萬億美元，增長了三倍多，已經超過美國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規模，2015年美國債務規模可能攀升至19.6萬億美元。
美國債務增長失去控制也讓美元發行失去了控制，隨著美國債務的膨脹，美聯儲必須持續為美國債務進行融資。特別是在財政僵局持續背景下，美聯儲已經走上了模糊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邊界的道路，基本上失去了獨立性，即便是市場存在著關于耶倫政策傾向的可能性猜想，但事實上，留給耶倫的政策操作空間十分有限，美聯儲貨幣政策不可避免地被持續的債務僵局所綁架。
美國超寬松貨幣政策對全球溢出效應會持續顯現。由于美國的負債幾乎全部以美元計價，憑借“美元本位制”不僅支撐其債務的國際循環，也能利用貨幣“估值效應”，通過債務貨幣化或變相貶值增加國民財富，但債權國的主權財富風險卻隨著美國債務風險長期化、債務貨幣化而同步上升，這給大量沉淀于美國國債的中國儲備資產帶來巨大威脅。
更須高度警惕的是，美聯儲量化貨幣政策退出的延緩和不確定性加劇了全球經濟風險和金融市場動蕩，甚至可能打亂中國貨幣政策調整節奏，并在某種程度上給正在加速推進的中國金融改革帶來干擾。在這種局面下，中國必須堅持“以我為主”，做好中長期政策儲備，堅定有序推進經濟金融改革，增強抵御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